本书是纽约时报畅销书，作者以大量数据和事实指出，西方国家（尤其是欧洲）大包大揽的高福利民主制度已经不堪其累，人口生育率的下降导致内生动力不足和经济增长乏力，必须依靠移民来支持；移民（尤其是穆斯林）的到来和增加，因其文化和信仰的差异，不仅改变了欧洲的人口结构，而且凭借民主制度改变了政治版图，因而产生所谓欧洲伊斯兰化和欧洲人逃离欧洲的现象。作者焦虑的是，不久的将来，西方将因此而不可避免地走向衰亡，传统西方文明最终将败于伊斯兰文明之手。故此，作者对西方的高福利民主制度、“政治正确”、文化多元主义和大政府主义展开了极为犀利和调皮的批判和嘲讽。难道西方文明最终需要寄希望于美国，指望美国拯救于水火？《美国独行：西方世界的末日》将给你一个看世界的窗口、一个审视西方文明复杂困局的答案。
本书出版后，在国际社会引起巨大争议，并屡遭主流人士抨击，作者甚至在加拿大遭到起诉，一些机构甚至要求查禁此书；但《美国独行：西方世界的末日》也得到保守主义者的支持，比如美国前总统小布什、美国政治明星特朗普。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书中的不少预判在图书出版后屡屡被现实证明，比如势力ISIS的兴起，欧盟的不稳定（就在中文版付梓之时英国脱欧）等。
西方世界的政治精英们也把此书作为处理复杂政治问题、社会问题的重要参考书。
马克·斯坦恩（Mark Steyn），著名畅销书作家，政治评论员。1959年12月8日出生于加拿大多伦多，美国《华盛顿邮报》、《澳大利亚人报》和新西兰知名杂志《调查》特邀评论员。他关于政治、战争、艺术和文化的文字见诸世界各地；同时，他还是广播和电视上颇受欢迎的实事评论家。现居美国新罕布什尔州，已婚，育有三名子女。
北大老校友和从事公共外交的小同志姚遥博士利用春节假期与平时的深更半夜翻译了一本“不是新书的新书”——《美国独行：西方世界的末日》，真为他学习有成、劳动有为而高兴。
说这本书不是新书，是因为原作在美国初版早在2006年。恰在那一年，我作为中国外长出席了第6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以“加强对话合作，共谋和平发展”为题作了主旨发言，其中一段话至今记忆犹新：
国际社会特别是发达国家应增加发展援助，促进国际贸易和技术转让与投资，更广泛地减免债务，更多地支持发展中国家，尊重发展中国家在本国发展问题上的主导权。
没有共同发展，世界的和平与进步就不能持久。美国个别保守派学者十年前对于世界局势的预言，有的有点根据，另一些则有失偏颇，但都是为美国的政治和经济利益发出声音。美国是个主张所谓“”和“多元化”的国家。我在美常驻期间曾经走遍其50个州，认真倾听各种声音，觉得都有参考价值。
美国是特别讲政治、特别有“忧患意识”的国家。马克思在青年时就说过，当欧洲人昏昏欲睡时，美国人在拼搏创新。这本书探讨西方末日，反映了美国对自己能否永久“领导”世界的独特“忧患”。书值得看，但具体观点要仔细甄别，尤其是将“末日”归因于西方文明与非西方文明，特别是与伊斯兰文明的冲突。这一结论，至少按《联合国宪章》规定的宗旨和原则，人们很难认同。
2016年1月，习主席风尘仆仆地访问了中东三国，在会见伊斯兰合作组织秘书长时表示，中国和伊斯兰国家有着天然的传统友好关系，中国是伊斯兰国家的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中方和伊斯兰合作组织开展友好交往40多年来确立了不同文明、不同宗教、不同社会制度的相处之道，共同扬正抑邪，正本清源。在阿拉伯国家联盟总部发表演讲时，习主席强调“中国将继续毫不动摇支持中东、阿拉伯国家维护民族文化传统，反对一切针对特定民族宗教的歧视和偏见”。中华文明与阿拉伯文明各成体系、各具特色，但都包含有人类进步所积淀的中道平和、忠恕宽容、自我约束等理念。我们应该开展文明对话，倡导包容互鉴，挖掘多样文化传统中的正能量与当今时代的共鸣点。
我的老乡孔子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我体会，“本”就是人类的共同利益。世界的可持续发展不可能建立在少数国家越来越富裕而多数国家长期贫穷的基础上。与其整日担惊受怕被其他文明取代，或者给其他文明扣上“威胁论”“崩溃论”等帽子，不如好好思考如何以己之长帮助别国更好地自主发展。中国的优秀传统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我们正在与沿线国家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诚恳希望同包括伊斯兰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深化利益融合，平等互利，抱团发展。
翻阅这本译著，我还想到开展公共外交时要把个别政客与广大民众区分开。眼下，美国正处于热火朝天的大选季节。但不管谁上台，都是美国总统。外国人不必太在乎选谁不选谁，谁上台都不代表你的祖国。就我们中国而言，只有我们党、我们政府、我们广大干部群众把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当作奋斗目标。
1999年11月，我在美国有感于华盛顿特区的纷纷扰扰，写了一首题为《政客寡欢》的小诗：
我不信“鬼”，只信“神”——我的“神”是正义、和平、人民；“鬼”则擅长于躲着“神”，或者干脆与“神”冲突、对抗。总想着在世界上当头儿，总想着到处自由“横行”，恐怕最终只能落得个形单影只、郁郁寡欢，“反算了卿卿性命”。走人民至上的大道、为人民主持正义、坚持“己乐乐群”、维护和平和共同发展，世界便不会有末日，人类进步的前景是光明的。“神”必胜！
姚遥博士以公共外交为己任，经常诚恳地告诉外国朋友，中国人民将永作各国人民信赖的朋友与合作共赢的伙伴；为了与更多同胞一起有针对性地讲好中国故事，他在做好外交调研的同时多闻善思，不知疲倦地译介外国学者的著作，包括眼前这本《美国独行：西方世界的末日》。开卷有益，让我们一起阅读和思索吧。
你是否正忧心忡忡？看起来你的确是心神不宁。心忧天下，这已成为进步社会中有责任感的公民借以彰显自身美德的最佳途径：知我者谓我心忧，“心忧”本身已经成了令其自我感觉良好的道德资本。
不过，你到底在忧心些什么呢？是伊朗的核武器吗？得了吧，这不过是小布什这个基督教者和他的犹太复国主义小伙伴们所自导自演的一出闹剧，目的是给美国的能源巨头哈里伯顿公司①（Hallliburton）提供口实，以助其成功打入伊朗市场。对核武器忧心忡忡，根本就是庸人自扰。“这令我作呕，这让我反胃”，这是英国小说家马丁·艾米斯的一句名言，在时任首相撒切尔夫人不断扬言使用核武器的铁腕时代，他不能自已地对核武器感到忧心忡忡。在一本短篇小说集的前言中，他模拟了核爆发生的场景，并对之后的悲惨世界做了如下白描：
假如我可以幸存，假如我血肉模糊的眼睛没有流到脸颊上，假如我没有被炮火、金属、玻璃所混合而成的冲击波砸倒在地——祈愿所有这些假设都能成真，我当有责任（何尝不是我最不想做的），穿越时速千里的暴风、漫天飞舞的原子、匍匐扭曲的死尸，回到那远方的故园。之后，唯上帝可知，我是否尚存一丝气力找到我的妻子和孩子——然后，杀了他们——当然，如果他们还活着的话。
核爆的灾难并未降临，马丁·艾米斯当然也没有杀死他的老婆，倒是最终以离婚收场。你且将心比心，当年里根和撒切尔到处威胁动用核武，搞得人人自危倒也并非完全不可理喻。不过，难以理解的是，今时今日，当朝鲜的金氏政权和伊朗的宗教领袖手中也有了核武器，大家却都心照不宣且安之若素，就如同法国老百姓听闻他们的总统又找了两个情妇后一样地麻木不仁。而这些年来，马丁·艾米斯也再未就核武器的问题发出一语——据我所知，迄今他也尚无杀死现任太太的任何规划。
在核阴云的笼罩之下，我们究竟应该如何自处？类比而言，“气候变化”问题——好吧，如果你此前听过类似言论，那么请堵上我的嘴——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如果你观看过美国前副总统阿尔·戈尔（Al Gore）制作的纪录片《难以忽视的真相》（An Inconvenient Truth），你大概应记得他所描绘的烈日灼心般的末日梦魇是以下述情景开场的：
一天彩虹六号干员维修clash，天生胆小的四眼天鸡先生正在林中漫步，忽然扑通一声，一个橡子从树上坠落，正好砸中它的脑袋。
“天呐！”四眼天鸡尖叫道，“天要塌了！大王叫我来巡山，我得快些回去禀报他！”
噢，不好意思，我弄混了！我把戈尔的纪录片记成了此前另一部有关生态危机的迪士尼动画片。不过，谁让这些电影都大同小异啦，接下来的场景无外乎都是马尔代夫的海平面又上升了。你可能还观赏过另外一部主题类似的美国电影，在好莱坞大片《后天》（The Day After Tomorrow）（小心我剧透哦）中，美国副总统迪克·切尼发表了一段演讲，声言北半球即将全部冰冻。我并非气候学家，所以我还是引用该片男主角丹尼斯·奎德的台词作评吧——“理论上说，这或许确有可能。”然而，重点在于，从四眼天鸡到阿尔·戈尔再到丹尼斯·奎德，打从地球出现以来，这些在电影中粉墨登场的“人类先知”不厌其烦地预言世界末日即将到来。四眼天鸡教授说，天要塌下来了；戈尔副总统说，地球要爆炸了。凡此种种，换汤不换药。得嘞，如果你反驳不了他们，那么还不如投诚招安呢。不妨也让我来预测一下吧：
等会儿，别跑了，兄弟！举目四望，山上满眼都是伊斯兰恐怖组织的大小营地。我再斗胆预测得狠一些：所谓的西方世界将在21世纪寿终正寝，大部分西方国家甚至会在我们的有生之年消失于无形——特别是一些欧洲国家。或许在世界地图上，你仍能看到意大利、荷兰等等地名，又或许在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仍然矗立着圣索菲亚大教堂等著名古建筑，但它已并非一个天主教大教堂，而仅仅是一处静静矗立的建筑物而已——可是，就连意大利和荷兰，何尝不也只成了静静矗立的建筑物了呢？
这还不过只是开胃小菜。关键的问题并非那些生态偏执狂们所忧心忡忡的海平面上升——马尔代夫群岛要被淹没，起码也得等到公元2500年左右；可是，就在咱们聊天这工夫，真正的危机正在飞速恶化之中。眼下最当紧的关键问题在于，我借用弗朗西斯·福山的“历史终结论”来总结：这并非历史的终结，而是我们所熟知的西方世界的终结。我们能否阻止这一终结的厄运？这将完全取决于美国，取决于美国是否能够重燃斗志，主动改造哪怕一部分的新兴世界。如果答案是“否”的话，恐怕这也将是美国时代的终结，以及又一轮黑暗时代的开始。倘若黑暗时代降临，地球的大部分地区都将重回原始状态。
如此一来，我的观点岂不是和阿尔·戈尔关于生态毁灭的预言殊途同归？确实，世界末日的到来岂是我们能够算得准时间的。看看这么多年来，四眼田鸡教授的同道中人们都干了些什么吧：
1968年，著名科学家保罗·埃尔利希（Paul Ehrlich）在其畅销书《人口爆炸》（The Population Bomb）中宣称：“在1979年的一场饥荒中，将有数亿人饿殍遍野。”
1972年，罗马俱乐部在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The Limits to Growth）中宣称：“我们将在1981年用尽黄金，1985年用尽水银，1987年用尽锡，1990年用尽锌，1992年用尽石油，1993年用尽铜、铅和天然气。”
1977年，美国时任总统吉米·卡特（Jimmy Garter）（现在听起来简直不可思议）自信地推断：“我们将在10年内用尽世界已知的所有石油储备clash代理服务器。”
上面的预测，一个都没有成真。这些兜售世界末日的谣言贩子们没有一件事预测得准——我们并未见到数亿人口成为饿殍，也并未见到石油、天然气和黄金被人类耗光。与此同时，尽管美国冰球联盟已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安纳海姆和新墨西哥州的坦帕湾组建了职业球队，这些温暖地带的孩子们还是无缘在冬日里看到结冰的天然湿地，眼巴巴地却连一杆球也打不了——寒潮并未来袭。不过，这也并不是说在20世纪的最后30年中，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真正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这段时期，发达国家人口占全球人口的比例从临近30%下降到了20%稍强；反观伊斯兰国家，其人口比例则从15%增长到了20%。
若说对未来世界存在威胁，上述警讯难道还比不上几棵病树或者挂在上面的濒危树懒？1970年，除印度以外，几乎没有哪个非伊斯兰国家将伊斯兰教看作是洪水猛兽，甚至巴勒斯坦问题似乎也只是被置于常见的民族主义框架之内。而眼下，让我们再来看看伊斯兰教的世界舞台吧：大部分地缘政治危机都发生在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在其专著《文明的冲突》（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中所提出的“将穆斯林与非穆斯林隔开的欧亚大陆与非洲大陆交界边缘的环状地带”，就是这个“环状地带”，恐怕永远都不会从时政新闻中消失。这个礼拜，者在印尼巴厘岛发动了爆炸袭击。下个礼拜，者又在泰国南部实施了斩首行动。再下一个礼拜，俄罗斯联邦中一个寂寂无名却资源丰富的穆斯林自治共和国又发生了暴乱。再往后，是马德里、伦敦……那个伊斯兰掌控的“环状地带”霎时间已然扩展到了西方世界的中心。
1970年，看上去距今并不遥远。如果你现在已经五六十岁——别叹息青春，今天作为西方世界顶梁柱的那些小伙子们迟早也得活到咱这岁数——虽然你穿的裤子和70年代相比变紧了，你的发型也不似年轻时候那么时髦了，但是你生活中的很多场景，包括房子的外观、车子的样式、厨具的形制和塞满冰箱的各色食品，并没有什么明显的变化。尽管如此，透过现象看本质，现在的世界终究还得说是变了新天。再次重复一遍这无情的统计数据：1970年，发达国家人口占全球人口的比例是伊斯兰世界的两倍：30％对15％；到了2000年，两者已然平分秋色，各占20％的份额。
2001年9月11日，这根本算不上什么“一切骤变的一天”，倒是更似点醒人类“一切早已大变的一天”。在9月10日这天，有几个新闻记者真正关注过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加拿大伊斯兰代表大会或者英国穆斯林委员会？如果你声言“穆斯林是否被冒犯”将成为21世纪初丹麦、瑞士、荷兰、比利时、法国、英国等西方世界的头条新闻，大部分人都会认为你疯了。而就在9月11日早晨，过去只露出一角的巍然冰山却突然跃出了海平面，无情地撞向了纽约曼哈顿的世贸双子塔。
这本书探讨的即是一角之下那另外7/8的冰山——处于发达国家内部的一股更为强劲的发展力量。这一力量已经使得欧洲脆弱不堪，无力抵抗自身逐步“伊斯兰化”的变异趋势；这一力量也给其他西方国家——包括美国、加拿大等国的未来命运敲响了警钟。他们所面临的关键问题包括：
假设你们学校一共只有200名学生，却准备和另外一个有2000名学生的学校打场篮球友谊赛，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你们学校肯定会输，不过公平而论，对方确实拥有比你们更为有利的起始优势。再想想以下场景：你想要发动一场革命，可是你身边只有七个革命同志，而且都已经年逾八旬——我看你还是不如歇菜好了。可是，如果你此时掌控着2,000,007个革命兄弟，而且这些人都是20啷当岁的小伙子，那么我看你应该可以大干一场了。
在讨论“中东和平进程”时，不知有多少保守党派人士意识到这样的数据：加沙地带的人口平均年龄仅为15.8岁。
明晰了这一根本问题，剩下的就都只是些细枝末节了。如果你是一个“温和派巴勒斯坦”领导人，你觉得你能否说服这个国家——一个充斥着缺少教育、没有工作、在联合国监管下、靠欧洲救济过活的亡命徒和愣头青的“想象中的国家”——变得稍微理性一些？倘若忽略了最具决定意义的人口因素，任何对“巴勒斯坦问题”的分析都是瞎耽误工夫。
何其相似，欧洲、加拿大、日本、俄罗斯的显著特征都是缺乏新生儿。发达世界正在经历着有史以来最为迅猛的人口趋势变革。不少人一定都看过一些充满笑料又不失温馨的好莱坞电影——比如《我的盛大希腊婚礼》（My Big Fat Greek Wedding）——美国的白人(WASPy)小伙儿们开始与人口众多、火辣漂亮、性欲旺盛的希腊女孩儿们约会。在电影中，地中海之滨的希腊女孩儿真可谓“我家的表叔数不清”，亲戚多到你连屋子都挤不进去。可是，现实却恰恰相反，希腊的生育率已多年徘徊在平均每对夫妻1.3胎左右，人口学家称其为人类社会前所未见的“超低生育率”（lowest-low fertility）。更要命的是，希腊的生育率在地中海沿岸的南欧国家中却已经算是“矬子里面的将军”了：意大利为1.2，西班牙为1.1。纵览西方发达国家，这几年还能找得到“大”家庭的也就只剩下英语国家了：美国的生育率达到2.1，新西兰比之略低一点。估计好莱坞应该正在重拍一部《我的盛大新西兰婚礼》：那些来自希腊的孤寂的独生子女们纷纷入赘新西兰家庭，并从其爱人的兄弟姐妹中体会到大家庭的温馨与幸福。
依我之见，这可不是艺术虚构，而是正在上演的现实生活。以下内容根本不需要虚构，如果你觉得荒诞，权当是个玩笑吧：2050年，60%的意大利人将没有兄弟姐妹、叔舅甥侄。往日人丁兴旺的意大利大家庭中，在一张一望无际的长条餐桌旁，爸爸斟酒、妈妈盛面、三世同堂的温馨场景将如同恐龙灭绝一样一去不返。诺埃尔·科沃德（Noel Coward）曾在一部戏剧中写道：“索道车啊索道车，索道车上的人们都无路可退（funiculi，funicula，funic yourself）”。到了21世纪中叶，我看意大利人在生育大事上确实将没有任何退路了。
专家们天天都在讨论问题的根源，然而，人口统计学其实正是根源中的根源。“9·11”事件发生之前，发达国家的人们丝毫没有意识到伊斯兰问题。现在，我们每晚打开电视收看新闻，尽管热点地区散落于世界各地，但是从冲突主体的成分看来，不难印证我们的假设：在巴勒斯坦，穆斯林教徒对抗犹太教徒；在克什米尔，穆斯林教徒对抗印度教徒；在非洲，穆斯林教徒对抗基督教徒；在泰国，穆斯林教徒对抗佛教徒；在高加索地区，穆斯林教徒对抗俄罗斯人；在印尼巴厘岛，穆斯林教徒对抗国际背包客；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穆斯林教徒对抗丹麦漫画家。环境保护主义者或许只会在嘴上宣称“胸怀全球视野，扎根本地实践”，而穆斯林却在行动上真正做到了。他们心无旁骛，在世界的各个角落开辟着全新的战场。
为什么他们能做到？因为他们有人力。因为在七八十年代，当西方人错将“人口过剩”的奇谈怪论当回事儿时，穆斯林家庭却正在大量地“造人”（在伦敦和加纳实施自杀式的伊斯兰教徒都是这波婴儿潮的产物），这边，我们还在一直讨论着人口过剩的问题。2005年，贾瑞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出版了一本畅销书：《崩溃：不同社会如何走向成败兴亡》（Collapse: How Societies Choose to Fail or Succeed）。这个题目倒是切中时弊，所以我也买了一本，然而令我哭笑不得的是，书中讨论的问题却都是离题万里：复活岛快要被淹了，因为岛民把所有的树都砍了个精光；智利不是七国集团和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成员，因为智利人砍了太多树；在戴蒙德笔下关注的格陵兰人、玛雅人以及其他“社会”的崩溃命运的背后，基本上所有的原因都只是——他们砍光了树。
无知的老戴蒙德，这才真叫“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啊。俄罗斯正在走向崩溃，却与砍伐森林毫无关系。问题的关键不是森林里的树，而是“家庭之树”，是树干枝头上的孩子们。一个不去传宗接代的民族必将是末路穷途。而只有繁衍生息的民族才将改变我们生活的时代。因为，当历史召唤人类时，定是首先抛出一个最基本的问题来：
人口数量减少将导致民主国家无以为继。在美国，对财政赤字忧心忡忡的政客们时常抱怨：我们正在给子孙后代堆积着父债子偿的无尽麻烦。然而，欧洲的情况则更是雪上加霜：他们连可以偿还债务的子孙后代都没有了。
在我所生活的美国新罕布什尔州，1820年时其人口数量达到了顶峰，尔后一路下滑，直到1940年才又逐渐回升。时至今日，新罕州的人口规模才刚刚恢复到200年前的水平。美国的西部大开发扼杀了新罕州的传统畜羊业，年轻人逃离这片平原奔赴西部打工，或者去往东北部的工业城镇谋求生计。看着如今空荡的地窖、废弃的谷仓、荒芜的牧场都即将重新被森林覆盖，不免令人徒生伤感。不过，年轻人口的离乡潮并没有彻底扼杀故园的发展，因为美国并不存在使老年人沉溺其中的高昂的社会福利。无独有偶，在加拿大的育空地区（Yukon），当淘金热的风潮已过，上一秒钟酒吧里还是熙熙攘攘，舞女的吊带袜里塞满了钱；下一秒钟酒吧就已人去楼空，人们争相跳上最后一块狗拉雪橇，仓皇地向南奔去。不过，淘金客虽走了，育空地区却也并未愁肠百结，不必操心未来由谁去支付酒吧舞女们的退休金。与白马市（White Horse）和道森市（Dawson City）日渐萧条的酒吧不同，对于发达国家而言，人口问题却是关乎生死的大危机，因为20世纪的福利民主国家正是建基于一种并不完美的发展模型——唯有不断增长的人口才得以维持其不断运行。
我这里所说的“意志”，可称得上是某一种文化的支撑脊梁。就拿非洲来说，当地并不乏青年人，但他们很多都染上了艾滋病，且大部分并不认为自己是非洲人——比如卢旺达人，其身份认同首先来自于自己的部落，而大多数部落并没有将其他部落融为一体的雄心壮志。然而，伊斯兰人口却拥有着将伊斯兰世界融为一体的雄心壮志，由此也就形成了中东、南亚及其他地区穆斯林族群的首要而核心的身份认同。由此可见，在伊斯兰世界，青年与意志兼备；而在欧洲呢，却是老人和福利俱全。
此时此刻，我们正在见证着于20世纪晚期兴起的看似进步的福利民主制度的逐渐衰亡。财政破产只是根本性的体制破产的一个表征：福利民主制度的天生缺陷早已融入了社会运转的基本原则之中。20世纪，西班牙的法西斯和共和派展开了一场事关未来的残酷内战，可如今，当马德里深陷一帮外国的威胁之中，这些西班牙斗士的子孙后代们却都对此视若无睹。一旦再发生，他们必将一言不发地缴械投降，甚至连声讨几句的意思都没有。另一方面，一些国家盲目倡导现代多元文明，将本土公民的身份认同与大量的外来移民绑定一处，实在是浅薄无知之极。不论在何处，这样的国家都埋藏着圣战的种子。西方穆斯林那横跨世界的伊斯兰身份认同正在取代旧式的民族主义思潮，并成为诸多全球性问题的首要诱因。
对于那些人口减少却福利沉重的国家，其实问题非常简单：他们能不能变得现实一点？他们能不能在社会进入老龄化之前首先长大成人？如果不能，他们终有一日将会落入与之世界观迥异的族群之手，在异族人的统治之下走向灭亡。
第三个因素是什么呢？是西方世界的衰落国家所无法摆脱的文明倦怠感，他们深陷文化多元主义以至于根本搞不清楚状况。当然，第三个因素和前两个因素是紧密相连的。在美国人看来，“反恐战争”与“国内赤字”之间似乎没有明显的联系，然而事实上，福利民主国家的结构性缺陷和全球伊斯兰文化的崛起之间却存在着紧密的关联。国家财政负担了本应由成年公民承担的一切责任——医疗保健、儿童看护、老人赡养——甚至已经到了服务公民的一切需求、而非仅仅是生存需求的夸张地步。就美国的情况而言，联邦“赤字”并非真正的问题；政府的福利开支才是导致赤字的根本原因。即使比尔·盖茨每个月都掏钱缴税为赤字买单，这些福利开支也仍是入不敷出，且正在一点点地蚕食着公民的独立自主意识，直至使他们陷入死于安乐的危险境地。因此，“大政府”终将造成对整个国家的安全威胁：它将令公民更易遭受类似宗教激进主义的恐怖威胁，使人们更难动员起与之相抗衡的强大意志力。“9·11”事件应该让我们对于“大政府”的节节败退有所警醒——唯一的好消息是，第93次航班上的“英勇公民”与劫机者抗争到底，终使此架飞机冲撞大楼的阴谋未能得逞。
在20世纪晚期，曾有两大趋势在世界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在东方阵营，土崩瓦解；在西方阵营，人们的自信土崩瓦解。弗朗西斯·福山著名的“历史终结论”预言了西方自由民主体制必将战胜苏维埃体制，然而，对这一理论最为有力的批驳就是，现实情况并非福山所论述的那般理想。美国人（或者说及其支持者以外的美国人）或许可以自诩他们“赢得”了冷战，但是欧洲的法国人、德国人、比利时人以及加拿大人却没有资格自诩，极少数的英国人大概也有资格吧。这些都是北约成员国——从技术上说，他们也都曾站在胜利者的一方去抵制不得人心的恐怖专政。在欧洲，冷战结束初期的确有过一段令人欢欣鼓舞的日子：柏林墙倒塌的那一刹，几乎所有人都为之兴奋，特别要注意的是，人潮之中有不少身材火辣的东德女郎，她们迫不及待地想要与西德那些最讨人厌的帝国主义走狗们共享嘉士伯或时代牌啤酒。然而，这一刻真是稍纵即逝，我尊敬的福山先生啊，在欧洲大陆空谈“我们的大理想”（Big Idea）打败了“他们的大野心”，实在是毫无道理。不管再怎么涂脂抹粉，我们也很难将“打败”归功于法国人或意大利人。相反，这些国家中曾有数百万人年复一年地投票支持执政。甚至于今天，在苏联的威胁已经终结，它们的衰落速度却不减反增了。
在托马斯·巴尼特（Thomas P. M. Barnett）的新书《大视野大战略：缩小断层带的新思维》（Blueprint for Action）中，他引用了罗伯特·卡普兰（Robert D. Kaplan）——一位非常敏锐的国际问题专家的观点，将地图上处于西方以外边缘地带的法外之地比喻为“印第安领地”，这真是个滑稽但却误人的笑话。新旧时代下的印第安领地之间存在着极大的不同：过去，根本不用担心印第安的苏族人会突然出现在纽约第五大道（Fifth Avenue）上到处乱跑；如今，那些荒蛮之地上的土著居民只要银行卡中有钱，只须个把小时就可以抵达国际大都会的中心城区。另一个不同之处在于：过去，是白人迁往印第安人的领地之上定居；如今，追随激进派阿訇的伊斯兰信徒们却从新印第安领地上迁徙而来，定居于繁华的西方大都市。还有一个差别在于技术：过去，印第安人只有弓箭，我们的骑兵则有火枪伺候；如今，在所谓的新印第安领地上，连饭都吃不饱的国家却手握着核武器。
除此之外，作为一个专有名词，“印第安领地”意味着即便是那些蛮荒之地也必须遵循文明世界的规矩。事实上，若要说西方世界以外的“印第安领地”曾经遵循过现代世界秩序，那就只能追溯到一两代人以前了——西部非洲、巴基斯坦、波斯尼亚那时候确曾如此。今日，相较于70年代，即便东欧、拉美以及部分亚洲国家都更为开放自由了，地图上其他地区的自由程度却一直螺旋式的下降之中。重重压力之下，未来的自由国家将会是何种模样？是变成苏东剧变后的波兰荣景，还是变成苏东剧变后的南斯拉夫乱局？在欧洲，人口压力显然更倾向于引发后者。
西方的未来敌人将与基地组织更为相似，他们跨越国界，遍布全球，在当地扎根，将活动外包；同时，他们又通过强大的身份认同团结在一起，冲破了边境与国土的阻隔。他们有时也许会以“民族国家”的身份作掩护，正如在阿富汗和索马里所做的一样，但是他们不会成为民族国家，也不想成为民族国家。圣战分子可能是第一批敌人，但其他跨国恐怖组织很快也将如法炮制。对此，联合国、欧洲联盟等在“9·11”事件前对知之甚少的国际组织并无可能作出有效的应对。
我从未想过书店竟会把我的著作跟“末日贩子”的书摆在一起。公平地说，这本书与“末日贩子”所描述的“人口爆炸、资源枯竭”的场景至少有一个重要区别。我马上就会告诉你这个区别是什么，这对于理解人类发展的核心公式——人口与意志的交互关系——实在是至关重要。人口因素都可归纳为一组数字，纯属是一个统计学问题，而第二个因素——意志——虽然略显抽象，但却同样重要。
奥萨马·本·拉登（Osama bin Laden）认识到：“人总是被强马而非弱马所吸引。”这在很大程度上其实是一个主观感受的问题。技术上说，你本该成为一匹强马的——坐拥坦克、炸弹、核武等军事武器——可是，如果你看起来太过软弱，甚至软弱到都不敢使用这些武器，你就会立刻被戴上一顶弱马的帽子。拉登并非满足于仅将欧洲纳入伊斯兰哈里发国家的一部分，他其实更加在意美国这个超级大国。2001年9月下旬，圣战分子毛拉纳·因亚达拉（Maulana Inyadullah）藏匿于巴基斯坦的白沙瓦（Peshawar），等待着袭击“大撒旦”美国的命令，他忙里偷闲地对前来暗访的英国《每日电讯报》（Daily Telegraph）记者大卫·布莱尔（David Blair）打趣地说道：“美国人热衷于百事可乐，而我们则热衷于万死不辞。”
英国小说家玛格丽特·德拉布尔（Margaret Drabble）在伊拉克战争爆发后也在《每日电讯报》上发表过评论。至少在碳酸饮料的问题上，德拉布尔与因亚达拉“英雄所见略同”，她说：“我讨厌可乐，反感汉堡，鄙弃那些充斥着情感和暴力、违背历史真实的好莱坞电影，我痛恨美帝国主义，痛恨他们的幼稚无知，痛恨他们对于胜利的盲目自信——殊不知，历史上他们从未胜过。”
瞧瞧德拉布尔女士都写了些什么玩意儿！假如你生活在20世纪30年代的波兰——国土已被苏联和德国所瓜分，你还有工夫操心苏联人喜欢什么饮料或者纳粹德国又拍摄了什么矫情电影吗？美国当属历史上最善良的霸权：它是世界上第一个非帝国主义的超级大国，在有能力掌控世界时，却选择甘作一个在地缘政治中包养他国的干爹。通过接管欧洲防务，美国希望这些国家能够免遭传统敌手的威胁。初衷是好的，但却同时免除了他们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的传统责任，将欧美同盟变成了某些情景喜剧中经常出现的混乱家庭—— 一个成年人照顾着一窝满腹牢骚的孩子——从人口年龄结构来看，他们应属世界上最老的孩子了。美国一直倾向于在联合国以及其他机制尚不成熟的国际组织中分散权力，但却没有因此而赢得什么朋友。树大招风，所有处于支配地位的大国都会招来世人的厌恶——大英帝国如此，古罗马帝国也是一样——不过，他们都是因为一些正当的缘由而遭人厌恶的。美国却不同，美国被厌恶的理由可谓五花八门、无奇不有，比如穆斯林憎恨美国的脱衣舞表演和同性恋；欧洲人憎恨美国人都是迷恋堕胎的自以为已被赎罪的“再生基督徒”；反犹太人士也憎恨美国，因为他们认为美国被犹太人所控制。太过犹太化、太过基督化、太过无神论化，美国俨然就是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笔下的101号房间；不论你厌恶什么，你总能在这里找到它；不论你反对什么，美国总是头号的靶心。
这也是为什么非议美国的人们倾向于支持环保主义的原因之一。假如美国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强权国家，知识分子马上就会指责美国对法国、印度、加蓬等国都造成了威胁。但是很明显，美国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强权国家，于是这帮人就必须捏造出另一套理论，宣扬美国这个超级大国不仅仅是对小国的威胁——就算威胁不了整个银河系，至少也威胁得了整个地球。正如阿尔·戈尔所言：“我们破坏了地球和宇宙之间的能量平衡。”
这简直就是“胸怀地球视野，扎根月球实践”啊。什么破坏了地球和宇宙的“能量平衡”？有数据支撑你的理论吗？没有吧？难道你拿得出1940年和1873年的“宇宙能量平衡表”？哎哟喂，得了吧！美国会成为世界的眼中钉，并非因为它是传统意义上的超级强权，而是因为一个更加可怕的原因——它的“消费主义”，它的生活方式。那些备受鄙夷的可乐和汉堡正在实现着希特勒和斯大林的野心和梦想——一统地球村——过去的征服者们却只能通过残忍的种族屠杀以实现相似的宏图。相比而言，美国的所作所为却体现出它是多么地和平与无害。
然而，他国偏偏还要对超级大国的温和宽厚挑肥拣瘦。在访问美国时，各国游客经常会对一件T恤衫的图案评头论足——在美国星条旗的下面有一句标语：“这些颜色不会褪去。”在外国人来看，这实在是有够讽刺了。近25年来，在美国的敌人眼中，这些颜色已经褪去了多次——美军从越南撤退，从索马里逃跑，从坠落于伊朗沙漠上的直升机遁去。即使是在最成功的战役中——包括1991年的海湾战争和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傻子都能看得出美国一直在极力避免向战乱地区派遣地面部队。正如拉登所预见，面对驻非洲大使馆被炸毁和沙特的卡巴塔事件，美国照例会脚底抹油，就像扎卡维（Zarqawi）预见的美军终将从逊尼派三角区开溜一样。当前，美国外交政策的首要目标应是让全世界看清，美国并没有逃跑；或者可以说让全世界看清——而非看轻——美国的“决心”。要是美军有朝一日真的从伊拉克逃跑了，美国时代也就要玩儿完了——俄罗斯、中国甚至保加利亚凭什么要尊重一个碰上一丁点儿小刺激就尖叫着跑回家的所谓大国呢？
千万别被拉登、萨达姆、奥马尔的话所误导。你应该认线）认为本国与美国亲善交好；（2）至今仍一致认为宗教激进主义是全球安全的重大威胁；（3）认为美国缺乏解决问题的意志力。你会听到很多持此观点的新兴国家，例如印度和新加坡的领导人对于美国的衰落一直忧虑不已。英国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将美国描述为“不堪一击的巨人”。日本海军将领山本五十六（Admiral Yamamoto）则断言这个“沉睡的巨人”势难再被唤醒——毕竟，比起门廊边坚硬冰冷的石凳子，家里摆放的名牌靠椅要惬意和舒适得多。在越南，5万人的死伤数量终使美国巨人决议撤退；在中东呢？估计5000人的死伤数量就足以令美国打退堂鼓了。下一次战争呢？可能牺牲个500或50人就喊着要回家了吧？或者它压根儿就没考虑要加入战争？我们的敌人已经确定——大部分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都是软弱无能且自甘堕落的，他们很难持续地关注某一国际问题。美国拥有世上最强大的军事力量，却丝毫没有投入战斗的意志力，那么，这种军事力量也就根本算不上优势了。如果你是CNN国际频道的忠实观众，自“9·11”事件之后什么新闻让你的印象最为深刻？是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大、最好、最先进的军队？还是国会议员们歇斯底里地尖叫着要赶紧制定“撤军时间表”？美国就是那个躺在舒适的名牌靠椅上不停打盹儿的肥佬，他有一辆光鲜亮丽、刚打过蜡、停在自家车库里的法拉利跑车，可是碍于路面太过坑洼泥泞，他是绝对不肯把车子开上路的。聊以的是，每当他把法拉利停在路边洗车时，来往的路人仍能感受到那夺目的光彩。
日益萎缩的人口和意志就好似一张单程票，帮助欧洲搭上了一列通往末日的快速列车，如此说来，人口加上意志也就成了判断一切的最有力指标：可观的人民力量。不温不火地说，如果地球上增长速度最快的族群与自由社会的特征格格不入，那将意味着什么呢？
在穆斯林人口逐渐攀升的同时，发达国家能否免于伊斯兰的文化影响而保持其政治传统呢？穆斯林人口的增加又会对人文、科技、医疗、创新、能源……特别是基本的自由观念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各国所受的影响或许将大同小异。在法国，天主教堂将变成清真寺；在英国，乡村酒吧将实行禁酒；在荷兰，同性恋夜店将迁往美国旧金山。不过，在其他方面，生活还如往常一样。在新欧洲的国民构成中，已然不信奉基督教的世俗主义者将被严格遵守教条的伊斯兰教徒所替代，这些穆斯林也将被当作新欧洲人来看待。就好比著名音乐剧《猫》（Cats），演员虽换了新人，剧中角色却依然未变；又或者像全黑人阵容的百老汇名剧《你好，多莉！》（Hello, Dolly!），尽管珀尔·贝利（Pearl Bailey）代替了卡罗尔·钱宁（Carol Channing），可是作品的情节、乐曲、布景却依然如出一辙。发达社会的运行法则已然十分强大：不管是谁执掌大权，都能使社会运转如常。
可是，如果社会并不似上述所说那般运转如常呢？2005年，非政府组织“自由之家”发布了一项题为“个人自由和民主程度”的调查报告：在世界上最不“自由”的8个国家中，有5个是伊斯兰国家；在46个世界上主要的伊斯兰国家之中，只有3个能被称作是自由的；在穆斯林人口占比20%至50%的16个国家中，只有3个能被视为自由国家，即：贝宁共和国、塞尔维亚和黑山共和国、苏里南共和国。法国若能紧随其后成为第4名，也未尝不是一件趣事呢。
当前的人口趋势将会导致什么后果，我们或许可以百家争鸣，不过若是轻易断言没有任何后果，则未免显得荒谬至极。菲利普·朗曼（Philip Longman）曾在他的《空摇篮》（The Empty Cradle）一书中写道：
未来的孩子将从何而来？他们将更多地来自与现代社会格格不入的族群家庭。长此以往，此一趋势必将使人类文化脱轨，远离市场经济和个人主义的现代化进程，从而逐渐衍生出一种主导下的反市场文化——新的黑暗时代也即将由此应运而生。
朗曼的观点不难理解。西方的自由派人士总是保持着微妙的直觉，不论何时一听到有人说“哪里有意大利人生息，哪里就是意大利”，他们便高喊：“你这是种族主义！”如果你想搞清楚人口结构中的“白人”比例是多少，就更加不合时宜了。实际上，问题的关键不在种族，而是文化。假如一国100%的人口都尊奉自由多元的民主体制，那么“白人”占70%抑或5%都无关紧要。但假如只有一部分人尊奉自由多元的民主体制，另一部分人则嗤之以鼻，那么关键就在于尊奉自由的那部分人是占了90%、60%、50%抑或45%。这也是为什么这一问题已多年占据着国际报刊头版的重要原因——想想法国的青年暴动，丹麦的海外使领馆因其国内媒体出版了讽刺穆罕默德的漫画而遭袭，荷兰电影导演提奥·梵高（Theo van Gogh）遇刺，土耳其想成为欧盟成员国，巴基斯坦人因《新闻周刊》刊发了关于“古兰经被马桶水冲走”的报道而掀起风波。每当我提出这些观点，左翼分子们就会说道：“哦，这就是典型的右翼种族主义嘛。”然而，实际上，这些问题恰恰是左翼人士应该关心的事情。我只是一个“社会保守主义者”，假如毛拉①接管了我们的世界，我大不了就开始蓄更长的胡子，娶更多的太太，然后夹起尾巴做人就好了。倒是那些女权主义和同性恋者的日子势将更加难熬。假如马萨诸塞州高级法庭的法官里有三五个穆斯林，“同性恋婚姻法”通过的几率能有几何呢？这便是欧洲几年后所不得不面对的历史情境。
美国和欧洲的人口状况不同，于是便导致了诸多差异，比如两者的“反恐战争”。对美国而言，战争是在中东地区的逊尼派三角区或者巴基斯坦的兴都库什山脉（Hindu Kush）的险恶流沙中与敌人拼个你死我活；他们跋山涉水，与一群外国人奋力厮杀。然而，欧洲的“反恐战争”却是一场内战。英国前首相内维尔·张伯伦（Neville Chamberlain）曾将捷克斯洛伐克描述为“一个我们一无所知的遥远国度”。而今，对大部分西欧国家来说，他们“一无所知的遥远国度”却已然伫立在自己的领土之上。
保守派作家谢比尔·斯蒂尔（Shelby Steele）将美国在伊拉克的踌躇不前视为一种地缘政治版的“白人的救赎”与“世俗的忏悔”，这种情绪来源于对以往所犯罪行的愧疚。即使当战事正酣，我们的文化仍在反映着这个时代的病态心理：我们凭什么解放伊拉克人民？我们代表着帝国主义与世间一切恶魔。
在这一点上，我倒希望我们真的能代表帝国主义，至少也能够达此程度：人们常说一个能够认知自我的强大国家并非意外形成，因而它需要将成功的秘诀广而告之；可是相反，却没有多少人提及，一个强大的国家总是选择给自己下绊儿，在国际组织中甘愿佯装自己与他国平等，甚至与古巴和苏丹具有平等的投票权——这何尝不是一种国际版的“平权法案”呢？
随着文明冲突愈演愈烈，你可以在两种极端世界之间发现：一方面，一个世界拥有能够发动决定性战争的所有必备因素，包括财富、军力、工业和技术等；另一方面，另一个世界虽在物质上一无所有，却拥有纯粹的意识形态和大量的虔诚信徒。他们发动战争的其他必需品都可在通信器材公司里找到：手机、电脑以及借此通信手段而获得的银行卡和美工刀——所有这些工具都为他们所用，并借此一手制造了血腥的“9·11”惨案。
如冷战一样，面对一场关乎生死存亡的大决战，我们面临着一个问题：对我们而言，他们是否是可敬的敌人？
为了能够预测一个最有可能的结局，我们还面临着另一个问题：对他们而言，我们又是否是可敬的敌人？
你或许会想起关于关塔那摩监狱①（Guantánamo Bay）是否“虐待”了囚徒的那场论争，其中一个重要细节是：关塔那摩的美国守军接到命令，只有戴上手套才能去拿《古兰经》。这样做的原因是穆斯林囚徒认为，异教徒的手是“不干净”的。一方面，伊斯兰人认为异教徒的手不干净；另一方面，这些异教徒竟然同意了他们的看法，还乖乖戴上了手套。与虐待囚徒的说法相去甚远，守卫们戴着羊皮手套（也可能是仿羊皮手套），挨个给穆斯林囚徒免费派发着《古兰经》，就像戴着白手套的管家把《泰晤士报》毕恭毕敬地递到贵族老爷手中一样。显然，接受穆斯林的此类要求不光是不成体统，最终还将使美国自毁前程。我们自毁前程，也就等同于穆斯林的最终胜利。“反恐战争”持续4年之后，小布什政府又开始推广一种新的战争形式——“持久战”。这绝不是什么好兆头。在短期战争中，将资金投入到坦克和炸弹上即可——这也正是我们的优势所在。但在持久战中，决胜的关键在于意志和人力——这恰恰却是穆斯林的优势所在。面对一个自毁前程的人，即使是落后一方也照样能够反败为胜。无论有意或是无意，如若西方文明给外界留下了即将走向衰亡并被他人征服的印象，圣战者就会立刻明白：哈哈，征服他们，舍我其谁哉？！
战争持续得越长，困难积累得越多，因为这是一场与时间进行的赛跑，是一场必须延续人口、经济、地缘政治等各种影响力的综合竞赛。在“人口”上，伊斯兰世界的出生率居高不下，小而又小的也门到了21世纪中期也将在人口数量上超越地广人稀的俄罗斯；在“经济”上，欧洲将在10年内经历整个社会的动荡不安，他们沉重的社会福利体系会因人口的低出生率而难以为继；在“地缘政治”上，假如你认为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现在都已憎恶美国，那么再过几十年，等到整个欧洲人口都已经半伊斯兰化，再看看美国能从欧洲得到点儿什么支持吧。
我之前说过我与阿尔·戈尔和保罗·欧利希等“末日贩子”之间有一点重要区别，那就是无论问题是什么，他们提出的解决方案如出一辙。无论是全球变冷、全球变暖抑或人口爆炸，“末日贩子”都叫嚣着要建立一个“大政府”，进行更加严格的管制，征收更加高昂的税负，并将公民转移至未经选举却影响长存的危机游说团体手中。这种方案不仅不能解决问题，事实上反倒成了问题的一个病征：“大政府”接管了成年公民本应发挥的大部分核心功能，而西方社会却对此早已习以为常。甚至在美国，太多人都认为北欧国家的福利社会是西方民主发展的终极形态。果真如此，那我们可就在劫难逃了。一个成功的社会需要在私与公之间维持平衡，可是在欧洲和加拿大这种平衡却早已荡然无存。当外交政策决策者论及我们的敌人时，他们经常把诸如伊朗、朝鲜等“流氓国家”与基地组织、等“非国家行为体”区分清楚。这种区别在国内战线上也是如此。“大政府”恰如失控的“流氓国家”，缺乏聪明才智以驱除对于自由的威胁。与此同时，公民成为“非国家行为体”的意愿就显得尤为重要，正如第93次航班上与殊死相抗的公民英雄们一样，他们往往比庞大的联邦组织更加敏捷、更加高效。自由世界需要更多由公民扮演的“非国家行为体”。
所以，你可以说这也是一本有关“末日预言”的非典型著作：“小政府”而非“大政府”才能避免末日的出现——政府必须将自现代以来代劳已久的社会责任归还给公民自己去承担。
然而，这种改变对于欧洲而言简直是难于上青天，他们已经习惯了“文化多元主义”的鸦片侵蚀。在困顿与麻木中，欧洲惶恐不安，不知该做些什么，也因此从未做过什么。多年以后，考古学家在寻找古老文明衰败的蛛丝马迹时，他们将会惊奇地发现欧洲的衰落缘由竟然如此简单。你根本无须劫持飞机撞向摩天大楼，令数千平民霎时间死于非命。事实上，这实在是个下下策，即便是再软弱的国家也会因此而义愤填膺并迎头还击。换一种思路，如果你用多元文化的“敏感性”来找碴生事，软弱的国家则会竭尽全力满足你的任何要求——最后，甚至会把那些摩天大楼的大门钥匙乖乖交到你的手上。2006年，丹麦发生“漫画圣战”事件①后，英国外交大臣杰克·斯特劳（Jack Straw）称赞了伦敦报业的“敏感性”，因为他们从未再版过任何对于伊斯兰“先知”的冒犯图文。
斯特劳很可能是受到了快餐连锁店——汉堡王——的文化“敏感性”的启发：汉堡王在英国的所有门店都从菜单上撤下了冰激凌蛋卷，原因是海威考姆勃市有一位名为拉施得·艾克塔（Rashad Akhtar）的顾客抱怨，冰激凌蛋卷上有一圈奶油喷绘的旋涡形状——像极了阿拉伯文中的“安拉”一词。我从不知道《古兰经》里的哪一个章节曾经说过：“伙计们，别忘了不只人类能够代表真主和先知之身，巧克力冰激凌也能代表真主和先知之名。”真是见鬼了！
果不其然，对于《法国晚报》（France-Soir）老板的“敏感性”，这位英国外交大臣也是赞赏有加。由于一名编辑转载了讽刺伊斯兰先知的丹麦原创漫画，这位老板毫不犹豫地将之炒了鱿鱼。或许，英国外交大臣对于荷兰人民的“敏感性”亦将钦慕不已，越来越多的荷兰人由于厌恶本国无处不在的恐怖和紧张氛围，举家移民去了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终有一日，英国外交大臣将幡然醒悟并赫然发现：小心翼翼地在多元文化“敏感性”下生活，其实与在伊斯兰教法下生活别无二致。恰如一位同样以敏感性著称、同样为丹麦籍的非漫画人物①所言：“生存或者毁灭：这是一个问题。”
2015年底，当新星出版社找到我，问我是否愿意将《America Alone》译成中文出版时，我颇感诧异。
一来，这本书在美国首版已是2006年，尽管甫一问世就登上了《纽约时报》的畅销书排行榜，我在哈佛大学学习期间也曾在图书馆饶有兴致地通读全书，然而，十年之后再将这本老书译介给国内读者，是否会显得时过境迁？二来，尽管名为“西方世界的末日”，该书作者斯坦恩却无处不在传达着“西方中心主义”的偏颇观点，这位保守派政治学者虽然出生在加拿大，却有着一颗无比纯正的“美国心”，由此引发的对于国际关系的一系列偏见和执念，究竟是否有益于我们认知当下的世界？
抱着种种疑问，我重读了全书。这本书到底讲了些什么呢？用作者的话说，它揭示了“西方世界的消亡厄运”：
“二战”之后六十年所形成的世界秩序即将终结，由美国及其跨大西洋的欧洲盟友们所开创并维护的欣欣向荣的全球荣景，也行将随之一并香消玉殒。这还不过只是我们当前面临诸多问题中的小菜一碟，真正的大问题在于，秩序的变化或许仅仅是一个征兆，一个更深程度上文明衰落与精神崩溃的不祥征兆——在西方陨落之后，我们的未来将彻底毁于非西方文明之手。
2006年，西方资本市场尚且呈现一派欣欣向荣的表象，谁也未曾预知，两年之后世界将会爆发一场旷日持久、影响深远的国际金融海啸；在小布什总统的强硬姿态之下，更鲜有学者认为已主导国际秩序长达数百年的西方文明将“香消玉殒”，而非西方世界的集体崛起很快将成为现实。然而，2008年底，起自美国的次贷危机迅疾蔓延全球，西方世界猝不及防、捉襟见肘，以往在国际经济中包打天下的“七国集团”不得不让位于吸纳了更多非西方国家的“二十国集团”。此后，美国学界对于西方衰落的焦虑与争论甚嚣尘上——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独行》在十年前提出的“国际秩序大转型”具有一定的前瞻性，一些预言甚至日益被今天的国际关系现实所验证。
不过，面对秩序变革，该书作者斯坦恩所抱持的种族优先、文明冲突的保守派立场却令人不敢苟同——对于西方世界特别是美国，他一方面深爱不已，另一方面又怒其不争；对于非西方世界特别是伊斯兰国家，他却将之蔑称为“返古化的人类”，哀叹孕育了人类现代化的欧洲大陆注定要陷入“由伊斯兰移民所引发的漫漫长夜”，而美国将是孑然独行的唯一希望，“成为抵抗‘返古化’悲剧的最后一个西方国家”。
首先，该书关于伊斯兰的观点狭隘而偏激。书中危言耸听地提出，“伊斯兰这一特殊的宗教历来有着嗜血的信仰，信徒的暴力行为总能在教法中得到合法化”，并预言西方国家“终将在国内动乱之后被伊斯兰世界所活活吞噬”。
将少数极端主义和整个伊斯兰文明划上等号，将西方国家的社会危机归咎于穆斯林等外来移民，显然是错误的偏见。2016年5月7日，来自英国工党的萨迪克·汗赢得选举，成为伦敦有史以来第一位穆斯林市长。20世纪60年代，萨迪克·汗的父母从巴基斯坦移民伦敦，父亲做了20多年的公交车司机，母亲为人做缝纫工、每缝一条裙子挣取微薄的几毛钱，萨迪克与兄弟们上中学起就开始打零工、送报纸、补贴家用。就是这样一个全家10口人挤在狭小廉租房内的穷苦家庭，父母却让8个孩子全部拿到了大学学位，成为踏实劳动的有用之人。不论何时何地，不论种族、宗教、肤色如何，勤劳、善良、守法的人都应该得到尊重。萨迪克的当选，显示了伦敦大多数民众对于种族问题的理性认知：这位新市长既是一名虔诚的穆斯林，与此同时，也誓言将与极端主义和作坚决的斗争。
其次，该书对于美国不吝溢美之词，甚至以颇为自恋的方式为“美国霸权”涂脂抹粉，却又在不知不觉中亮明了美国的霸权作风：
美国当属历史上最善良的霸权：它是世界上第一个非帝国主义的超级大国，在有能力掌控世界时，却选择甘作一个在地缘政治中包养他国的干爹。……在擘画国际政治秩序时，它同样创立了一系列国际组织，而自己却甘愿作一个“非帝国性质”的霸权，韬光养晦、深藏功名，并进而使其他国家有机会去宣扬其价值、理念和声音。
如若美国能够韬光养晦，国际关系早非今日之模样；“非帝国性质的霸权”，归根结底也还是惯于“包养”和控制他国的霸权。
再次，该书对于欧洲的前途作出了异常悲观的判断，断言“欧洲一定命不久长矣”。作者哀叹，欧洲存在着“因太过自私而不克繁衍的”人口危机、“中央集权保障下的穷奢极欲的”福利缺口、“由经济和人口因素引致的实力衰竭后的”战争隐患，并最终会因穆斯林移民不断增多而“重新沦为伊斯兰的殖民地”。
最后，该书对于美国以外的世界，极尽讽刺妄议之能事，书中描绘了如下图景：“一个负重难行的中国，一个摇摇欲坠的俄罗斯，一个狂悖无道的中东，一个瘟疫横行的非洲，一个饱受内战之苦的‘伊斯兰化’的欧洲。”在作者看来，世界上唯独剩下的一个希望就是美国，然而，“如果美国无法找到新的盟友以替代旧的伙伴，它终将发现自己比想象中更加悲凉地陷入一种遗世独立的逆境之中”。
美国这一次该如何拯救世界？该书不仅继续鼓吹“文明冲突论”，甚至提出了荒腔走板的政策建议：
创建一支民间战队以配合美国的武装战队，在一个“帝国主义”已然不吃香的时代里，成为类似于当年英国殖民部的一种替代机构，借以在伊斯兰国家推行另一种体制、架构与价值观。
作者斯坦恩的观点，代表了相当一部分美国右翼政治人士的世界观与方法论，是我们不得不了解、不应不批驳的现实思潮。
中国一向提倡文明互鉴，所谓“基督徒与穆斯林存在天然矛盾”的言论clash音乐术语，在中华文化看来，不但遗祸无穷，也根本不符合事实。2015年12月21日，一辆从肯尼亚开往索马里边境的巴士遭到索马里青年党武装的，截下这辆载有约百名乘客的巴士，要求穆斯林乘客站出来，以帮忙辨认基督徒乘客。然而，生死关头，穆斯林乘客拒绝就范，他们甘冒生命危险对说：“要杀便一起杀吧，否则就放过我们！”
过去两年，我曾多次访问欧洲开展公共外交活动，在伦敦、巴黎、柏林、布鲁塞尔的伊斯兰聚居区，我遇到了许多友好、热情、善良的穆斯林移民。2016年1月21日，中国国家主席习在位于开罗的阿拉伯国家联盟总部发表演讲，强调“不能把同特定民族宗教挂钩，那样只会制造民族宗教隔阂”。中国人早在2000多年前就认识到了“物之不齐，物之情也”的道理，认为不应该独尊某一种文明或者贬损某一种文明，只有促使文明交流对话，才能够推动人类世界的共同发展，开创有更多选择的美好未来。
尽管该书的不少观点流于偏激，然而在今日国际政治中，恰恰具有重要的现实参考意义。君不见，自国际金融危机以来，西方国家的“政治极端化”现象已经愈演愈烈？近年来，在一些国家的政治选举中，这一特殊现象已成为国际秩序大转型的又一重要风向标。
在国际关系史中，每一次经济危机都会引发社会动荡和民怨沸腾，并最终助长极端意识形态的发展。比如，1929年爆发的世界经济危机不仅激化了大国矛盾，而且导致法西斯和军国主义在一些国家上台执政，直接推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提前爆发。
2008年金融海啸以来，全球范围的经济衰退不断加剧，为了疏导国内民众的怨气，在欧美国家的政治光谱上，左右两端的政治人物粉墨登场、各执一词。右翼政客煽动民族与宗教矛盾，左翼政客瞄准阶层与贫富分化，并往往推动这种极端情绪从国内向国际社会外溢。
先说右翼。本书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即日益增多的穆斯林移民是西方世界走向末日的重要原因之一。近年来，在移民问题、难民危机、等冲击之下，一些欧洲政客将民怨引向民族矛盾，抨击外来移民造成了本国的动荡与衰落。金融危机以来，极右政党在一些欧盟国家的选举中捷报频传，他们有的排斥犹太人，有的仇恨穆斯林，有的唱衰新兴国家。这些极右政党过去都是欧洲政坛的边缘势力，现在借助沸腾的民怨已然大摇大摆地登堂入室。目前，在欧洲议会，极右政党已经占据了将近1/3的议席。
在法国，2015年12月6日举行的地方选举令人大跌眼镜——极右翼政党“国民阵线”在首轮选举中获得了超过28%的选票，领先于前任总统萨科齐领导的共和党（27%）和现任总统奥朗德所属的社会党（23%）。该党领导人马琳娜·勒庞在选举结果出炉后声言：“‘国民阵线’已是法国绝对的第一政党”。“国民阵线”由马琳娜·勒庞的父亲让-马利·勒庞创建，坚持强烈的排外主张，反对接纳穆斯林和其他非欧洲移民，勒庞此前曾多次发表“应淡化纳粹罪行”等不当言论。
在美国，同样抱持右翼观点的唐纳德·特朗普，也在共和党总统初选中势如破竹。金融危机终结了美国自“二战”结束以来的经济荣景，特别是在美国中南部一些地区，持保守主义观点的白人选民日益“愤怒”。工厂倒闭、产业转移，使他们的利益受损；少数族裔的人口比例上升，使他们感觉自己的文化和宗教认同正在受到“围攻”。特朗普顺水推舟，把美国的国内问题归咎于外国人和外来移民，将世界割裂为非此即彼的“我们”和“他们”。他多次在演讲中表达排外观点，比如称“墨西哥人都是毒贩子、强奸犯”，如他当选，将在美国与墨西哥边境修建一座“超级长城”，将墨西哥移民阻隔在外，并且还要让墨西哥为这项工程付款。2015年底，他又抛出了“应全面禁止穆斯林入境美国”的极端言论，一石激起千层浪。
再说左翼。如果说右翼政客高举“民族主义”的大旗，左翼政客则擎起“福利主义”的招牌，以绝不降低民众的社会福利为诉求，吸引选票。作为右翼学者，斯坦恩在本书中对于“福利主义”进行了猛烈抨击，认为“人口枯竭，福利成瘾”恰是西方世界深陷泥沼的主要原因。不过，尽管福利主义的争议颇多，不可否认在政治人物中确有一些心怀理想之人，他们过去长期处于边缘地位，如今却备受青年一代的推崇。
在美国，内的极、以“民主社会主义者”自居的伯尼·桑德斯，意外成为希拉里·克林顿在总统初选之路上的最大竞争者，一举连赢数州，拖慢了希拉里的胜选势头。更为吊诡的是，支持74岁的桑德斯的主力选民竟然都是青年人，反倒希拉里的主要支持者则以中老年人为主。究其原因，奥巴马执政八年以来，美国经济与社会的痼疾不动如山：华尔街贪婪无度，贫富差距持续加大。2011年发生的蔓延全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反映了美国民众、尤其是青年人对于美国现实的深度愤怒，这也成为左翼政客崛起的民意基础。
桑德斯主张美国实行“政治革命”，他攻击的目标是华尔街和大财团的“大肥猫”，以及长期被富人操控和影响的华盛顿政治系统。他力主实现如同北欧一样的“福利社会主义”，提出一连串的政见，包括造桥修路、提供全民医疗保险、给予更优渥的退休养老金、成立免除一切学费的公立大学等。《华尔街日报》拨了拨算盘，发现上述政策如果全部落实，10年内将额外增加18万亿美元的开支，将是美国现代史上最大规模的支出扩张。倘若财团不吐血让利，大众也不生产劳动，试问美国要从何处生钱呢？
相似的情况还发生在英国。2015年9月12日，英国最大的反对党——工党选出新党首，66岁的老资格“斗士”杰雷米·科尔宾凭借草根阶层支持，意外地以59.5%的得票率当选，这一优势甚至高于前首相托尼·布莱尔1994年当选工党党首时的57%。当初，科尔宾是因为工党高层欲展现多元形象才被列入候选人名单，然而在竞选过程中，这位“陪榜”却出人意料地激发了工党支持者的极大热情。
科尔宾被视为英国有史以来主流政党中最另类的一位领导人：他反对英国君主立宪制，曾经要求把王室从白金汉宫“请走”；他反对空袭中东、反对加入北约、反对发展核武；他平时食素、不喝酒、骑自行车上班，经常是申报公费开支最少的下议院议员。科尔宾认为“马克思很有意思，有很多值得学习的东西”。他主张所有公用事业，包括水、电、煤气、铁路等统统实现国有化，英国教育回到1998年以前全部免费的时代。至于如何解决经济赤字，他主张应向富人加税，而不是削减开支和社会福利。在选举前，布莱尔曾三度公开警告，如果科尔宾当选，工党将消失崩溃，并称其政见有如“爱丽丝梦游仙境”。
左翼的科尔宾能够胜选，另一重要背景是欧洲的主权债务危机。金融海啸后，欧洲多国实施了削减民众福利的财政紧缩政策，老百姓的奶酪被拿走了，自然会引发政治动荡。在债务危机最为严重的南欧各国，左翼政党纷纷笼络民意，比如，西班牙的“我们可以党”、意大利的“五星运动党”、希腊的“激进左翼联盟”，在欧债危机后都是打着“誓不减少社会福利”的政治口号而发展壮大的。
一时间，西方国家左支右绌、二元对立，乱花渐欲迷人眼。似乎斯坦恩所预言的“西方世界的末日”确已呈现出一些微妙的征兆。然而，问题的根源果真如此“非左即右”吗？
2008年爆发的金融海啸，吞噬了许多西方国家及其盟友的繁荣假象。面对危机，不论是以极端排外的方式疏解民怨，还是以提高福利的方式笼络民意，其实都不是长久之计。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深受国际资本影响的一些国家经济持续低迷、两极分化加剧、社会矛盾加深，如若忽视了背后的深层逻辑，是无法厘清问题的本质的。
美国爆发次贷危机，本身即源于“完全放任、毫无监管的资本市场”。危机爆发后，依靠美元作为国际结算货币的霸权地位，美国得以通过增发钞票而转嫁危机。近年来，在世界的许多地方，尤其是长期受国际资本影响的地中海两岸的南欧和北非，危机四伏、动荡频发。南欧的主权债务危机与北非的阿拉伯之春革命，看似形式不同，实则根源一致。危机之前，国际资本为了打开市场、野蛮逐利，在一些国家的统治阶层中笼络代理人，鼓励他们放开国内市场、削减公共开支、私有化核心资产、为外国资本亮起绿灯。在南欧和北非，一些国家都曾接受西方财团的私有化建议，大量出售公家银行和国有资产；未几，政府又完全放开对国际资本的限制，致使外国资本得以自由进出本国市场，对房地产等行业进行投机炒卖。于是乎，国际热钱大举涌入，金融大鳄四处抄底，一时间营造了股市上扬的虚假荣景。说得直白些，“人家吃肉我喝汤”，政府被资本绑架、民众被福利绑架，分得蝇头小利后，没有人真正关心本国的核心资产是否已经落于他人之手。2009年，金融海啸发酵，美国却以邻为壑，于是这些国家不得不面临资产缩水、热钱游走、跨国企业撤资的连环打击。落潮之后，谁最得益？除了少数权贵从中牟利，国际资本没有为当地创造任何可持续的产业设施，更没有使当地人民的生活得到任何实质性的改善。
事实上，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欧洲的主权债务危机、中东的阿拉伯之春革命，都是西方资本困境的鲜活写照。国际资本的无序流动带来了一连串危机，最害命的是令许多国家及其人民远离了实体生产，迈向了寅吃卯粮和泡沫经济的不归之路。
在此方面，中国人的发展经验与外交理念，倒是能够为解决当前的国际经济危机提供一些参考。
首先，对内，唯有重视劳动、重视实体工业，而非空谈福利或者把本国危机的责任推诿外国，才是走出危机的一条正道。
本书尽管成书较早且不乏偏见，作者斯坦恩倒是敏锐地发现了一些繁荣时期的“怪现象”：一些国家的福利债务不断增长，却没有哪个想获得选票的政客敢提议减少本国民众的福利收益，于是最终促使本国人口变得日益好吃懒做，甚至出现了众多“推迟成年的老孩子”。斯坦恩提出，即便是美国也要警惕“福利债务化”和“产业空心化”的陷阱，这与危机之后美国总统奥巴马所倡导的重振制造业的“再工业化”主张不谋而合：
在北美和欧洲的广袤土地上，数百万青年上了大学却一无所获。同样地，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美国人平均花费20年时间接受教育，实际上才只积累了相当于学士学位的那点儿知识。……如果我们能在高中时期就让学生获得足够的教育与知识，然后让他们出去就业、好好赚钱，国家和社会都会发展得更好。他们可以在二十郎当岁时就养育两三个孩子，而不是等到人过中年了还在就是否生育的问题与政府福利讨价还价。
其次，对外，唯有重视民意、重视合作共赢，而非与外国统治者勾连却从不造福当地民生，才是走出危机的一条正道。
本书尽管偏袒美国，作者斯坦恩却也揭示了美国政府的一个重要失误：一味地在其他国家笼络执政集团并与之相互分肥，却长期忽视当地民众的利益与情绪，最后必将害人害己。斯坦恩反思，新中国成立后，美国人都在诘问“谁失去了中国”：
答案是：没有人。中国并没有被失去——我们从来就没有得到它。蒋介石从一开始就没有赢得过中国，他只是美国外交政策所信奉的“理想主义的现实政治”理念的一个早期受益者——这种关系隐约带着一种讽刺的意味，那就是“蒋某某可能是个狗娘养的，但无论如何，他毕竟是我们家的狗娘养的”。……与一个政权结盟和与一个国家结盟，这其中有着天壤之别，不同之处在于——埃及人穆罕默德·阿塔和另外15个沙特人开着飞机撞向了世贸中心和五角大楼的玻璃窗，从中不难看出“狗娘养理论”的不靠谱之处——你以为只要美国和穆巴拉克总统或沙特王子们交好，你就可以对埃及和沙特人民愤怒狂暴的反美情绪置若罔闻了？！
今时今日，面对危机，倘若一国政府尸位素餐、将希望寄托于依附资本，倘若一国民众游手好闲、将希望寄托于坐等福利，在“造不如买、买不如租、租不如乞要援助”的谬论影响下，迟迟不去建设本国的自主工业化——无论何时，这样的国家都没有任何前途可言。
正是在此意义上，一批有识之士已经提出建议：中国下阶段应该主动将国内的富余产能输送到广袤的亚非拉地区，帮助这些国家建设必要的工业基础设施，帮助其人民掌握必要的工业生产技能，促使亚非拉地区早日成为自主工业化的希望之地。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当前，“促进中东工业化，开展产能对接行动”，已成为中国和伊斯兰国家合作共赢的重要内涵。产能合作契合中东国家经济多元化的大趋势，可以引领中东国家走出一条经济、民本、绿色的工业化新路。中国装备性价比高，加上技术转让、人才培训、融资支持，可以帮助中东国家花较少的钱尽早建立起钢铁、有色金属、建材、玻璃、汽车制造、电厂等急需工业，填补产业空白，培育新的比较优势。在重视整体性的中国方案看来，只有实现了自主工业化和可持续发展，才可能消除战乱与贫困等安全问题的根源，最终关上地区冲突与的水龙头。
对于帮助他国实现自主工业化，美、欧、日强国从来不曾积极。中国当前倡导的“一带一路”和产能合作，包含了从勘探资源、规划布局到建设工程、传播技术的复杂流程，是一项旨在合作共赢的千秋伟业。只有诚心诚意地帮助其他国家，而非像殖民主义或霸权主义那样压制当地工业发展、迫使他国永作自己的经济附庸，中国才可能最终赢得国际社会的理解、认同和支持。诚如2013年3月，习主席在俄罗斯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演讲时所言：
每个国家在谋求自身发展的同时，要积极促进其他各国共同发展。世界长期发展不可能建立在一批国家越来越富裕而另一批国家却长期贫穷落后的基础之上。只有各国共同发展了，世界才能更好发展。那种以邻为壑、转嫁危机、损人利己的做法既不道德，也难以持久。
翻译本书，应该说花了不少气力。山重水复之时，每每想起华人文学家、翻译家余光中先生的名言：“翻译乃大道，译者独憔悴。”
在本书中，作者斯坦恩引经据典、嬉笑怒骂，为了更加通俗地阐释观点，他大量援引西方读者所熟知的影视、戏剧、体育和流行歌曲等大众文化作为例证或花絮。对于中国读者而言，这些人物和事物大多较为陌生，读来势必影响对于全文的意义把握。在我的指导下，外交学院的两位研究生马玲欢和肖翌组成了研究小组、作了大量的背景调研，她们都以美国外交政策为研究方向，然而，对于美国的大众文化与历史背景毕竟力有未逮，遇到相关难题时我们必须一起进行极为细致的资料查核。比如，在谈论英国的巴基斯坦裔移民时clash音乐术语，，该书突然提到了一部百老汇舞台剧：
80%的巴基斯坦裔家庭依然是包办婚姻，父母决定孩子跟谁结婚以及什么时候结婚。你若是想在百老汇观赏一部《埃比的巴基斯坦玫瑰》（Abie’s Pakistani Rose），恐怕是要等到下辈子了。
《埃比的巴基斯坦玫瑰》是何剧情？倘若稀里糊涂地直译过来，大部分读者必将与我一样“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于是，我和学生“上穷碧落下黄泉”，把各类辞典翻了个底儿朝天，甚至查阅了英文版的《百老汇名剧大全》，也没有发现一部名为《埃比的巴基斯坦玫瑰》的舞台剧！不过，功夫不负有心人，总算找到一个相似的剧名——《埃比的爱尔兰玫瑰》（Abie’s Irish Rose）……查阅剧情之后方才恍然大悟，原来，该剧讲述的是一位爱尔兰裔女孩和一位犹太裔男孩自由恋爱的曲折故事，作者将之歪改为“埃比的巴基斯坦玫瑰”，是借以嘲讽巴基斯坦裔移民的包办婚姻之风。对于中国译者而言，此类情况即是难题之一：西方的大众文化并非中国的大众文化，如果我们提到家喻户晓的中国评剧《刘巧儿》，中国读者自然会对其中的自由恋爱情节心领神会；可是，如若要保留英语原文的字面意思，就必须通过译注作大量的背景介绍和意义阐释。
书中类似的情况还有很多。比如，为何在论述美日关系时会提到一部歌剧《蝴蝶夫人》？为何在论述时会提到约翰·韦恩的西部牛仔片？青年读者可能熟知的斯嘉丽·约翰逊和希拉里·达芙，又该如何向年长的读者予以介绍？这也是为什么译本之中存在着大量脚注的原因——全部为译者所加，而非来自原书的作者。
在翻译本书时，我所希望坚持的原则是：尽量保持英文版的原汁原味，但也不拘泥于英文版的西文字面。余光中先生曾经论述过“早期作者笔下的西化中文”现象，认为“中文根底原就薄弱的人，难逃这类译文体的天罗地网，耳濡目染，久而习于其病，才真是无可救药”：
白话文在当代的优秀作品中，比起二三十年代来，显已成熟得多。在这种作品里，文言的简洁浑成，西语的井然条理，口语的亲切自然，都已驯然纳入了白话文的新秩序，形成一种富于弹性的多元文体。这当然是指一流作家笔下的气象，但是一般知识分子，包括在校的大学生在内，却欠缺这种选择和重组的能力，因而所写的白话文，恶性西化的现象正日益严重。
如何才能“从西而不化到西而化之”？恐怕，没有较好的中文水平，很难将英文著作译得上佳。在此方面，本人才疏学浅，但“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如何既保留原文的味道、又贴近中国的经验，如何既神似作者的语义、又形似当下的语境，我着实下了一番功夫。在原文中，作者频繁借用了英语世界中广为人知的一些影视台词和歌曲唱词以活跃文风；翻译时，在不影响原意的前提下，于确实妥当的行文之处，我也运用了时下中国人较为熟悉的一些流行语，以在风格上更加贴近原文的语言效果。所以，读者如在书中瞥见“怪我咯”“我也是醉了”“真真极好的”等中文语汇时，若能会心一笑而不觉突兀违和，对于译者而言也便是“真真极好的”了。
这部译作能够问世，凝结了许多人的心血。感谢我的导师李肇星教授为译本作序，在学习与工作中每获得一点进步，他都热情慷慨地予以鼓励和点拨。其实，他不但是家喻户晓的中国前外长，鲜为人知的是，他亦是英语翻译的资深专家与中国翻译协会的总顾问和前会长，当年北大英语系毕业后若不是外交部调档，他本应继续留在北大跟着著名的莎士比亚专家李赋宁教授潜心研习英语文学的。感谢外交学院党委书记袁南生大使，译本从着手到完成，他多次给予指导并将翻译书稿的亲身经验传授于我，同时他也是译稿的第一位读者和校者。感谢中国公共外交协会秘书长刘禹同参赞，他曾在美国常驻、现在分管我的工作，每次与他讨论中美关系和国际时政都使我茅塞顿开。感谢我的两位研究助理马玲欢和肖翌，尽管我常吝啬于当面表扬，她们付出的努力与获得的进步实则令我欣慰万分。
最后，感谢广大读者对本书的兴趣和关注，限于水平和时间，译文之中难免错漏，本人愿虚心聆听各方学友的批评指教。本书反映了西方政治保守派的立场与观点，作为中国外交的研究者和实践者，在此我还是希望再次强调：当今世界面临的种种危机——从金融海啸到难民问题再到，以中华文化的视角观之，都是相互关联、彼此生发的病征而非病根；鼓吹“文明冲突论”，对于解决问题而言，不但毫无助益、而且平添祸端，唯有坚持推己及人、和谐共生，人类世界才可能拥有共同繁荣的美好未来。
在中华传统看来，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个别西方强权在对某些中东国家狂轰乱炸之时一定不曾料到，仅过了几年之后自己便会被因乱而生的中东难民卷入危机之中。中国人自古即明白，强者帮助弱者，既有利于弱者增强自生能力，也有利于强者实现长治久安。今天，作为国际社会的“新兴强者”，中国拒绝“国强必霸”的西方逻辑，谨记“强者须重道”的中国古训，希望通过实践“立己达人”的文化使命，促进中国与世界各国、特别是广大亚非拉国家的共同发展。
在此奉劝某些传统大国，与其在“极端政治”的窠臼中“左奔右突、千山独行”，不如尽早在“合作共赢”的理念下“弃霸从王、回头是岸”，借鉴中华文化所倡导的“王道政治”，尊重世界上一切勤勉劳动的民族和文明，与中国一道推动建设一个有更多国家脱贫致富、而非少数国家垄断成果的新型国际关系。试想，倘若人人自立、国国自强，世间既无霸凌、也无依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皆为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岂不正是中国人所憧憬千年的大同世界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