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关于种族和劳工交织的论述到目前为止都是以北方国家在南方国家投资为场景。本文首次以中国在非洲的投资为场景讨论“种族化”以及“劳工种族化”的问题。西方主流媒体希望告诉世人，“中国在非洲”是单向的种族化，即中国人对非洲人的种族化。实际上种族化在中非交往中不是单向的、单元的，也不是中非之间双向的、二元的，而是包含西方主流的、有多方社会行动者参与的复杂图景。在非洲的部分中国人在话语上有“种族化”非洲人、非洲劳工的行为，但是中资企业在制度和管理上没有西方在全球南部国家常有的“劳工种族化”。中非之间日益广泛的接触是否会导致话语层面劳工种族化的恶化或缓解，是否会出现企业制度和管理上的种族化，则尚待进一步的观察。
西方媒体和学界把“走出去”到非洲投资和打工的中国人放在一个二元对立的框架中，“或为掠夺者或为伙伴，或为朋友或为敌人，或为同志或为宗主”(Wasserman， 2012)。在西方研究中非关系的一些文献中，“非洲是中国待宰的羔羊”这样的标题十分常见(Prashad， 2013)。西方的主流叙述在聚焦“中国在非洲”时，把非洲当下面临的一些重要问题归咎于中国对非洲人的种族化(French， 2014)。
把种族作为一个范畴，以此来制造、归类或解释社会差别和等级，就是把社会差别和等级种族化。这样的种族化确实已经影响到了在非洲的中资企业和在非洲的中国侨民(指侨居他国的中国籍人士)，但实际情况却不是像西方论述所显示的那样，本文将对此进行讨论。到目前为止，关于劳工种族化的研究主要是以西方国家，以及西方资本在发展中国家的工厂为场景。本文将首次审视中非交往和劳动关系中种族化的形式和特点。
所谓种族化，是指某些群体或群体性活动、行为被赋予种族的含义，这样的社会文化建构使得这些群体遭受种族化的等级差别和与之伴随的不平等的待遇(Song， 2004;Omi and Winant， 1994：14)。虽然世界史上“我族”/“他族”的区分由来已久，以某种血缘、文化、政治或宗教等等来区分，边界不一而足。而作为现代意义上的“种族”概念却是近代的产物。英国一位族群问题研究专家曾对种族化做过这样的阐述：
人类有种族区分的观念实际上是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发明，它随着基督教的新教在世界上的传播而产生广泛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是西方人制造了种族在某种意义上当代的种族化仍然坚持以早先生理特性为基础的表述其实是错误的来部分地合理化某些群体所享受的特权或弱势。(Banton， 2005)
社会学家罗伯特迈尔斯(Robert Miles)曾深入研究战后英国白人对来英国的新联邦移民的态度。他发现，英国的精英阶层一度将这样的话语合理化：巴基斯坦和加勒比的工人智力低下，同时缺乏社会责任感，所以只能从事那些卑贱，且工资超低的工作(Miles， 1982：167-169)。种族化就是利用移民在身体和文化上的一些特征来使白人对他们的负面态度以及对他们的劳动进行剥削合理化(Kemp， 2004)。显然，种族化并非从来就有，而是“某一社会结构的产物，通过政治组织完成，并具有意识形态的表述。”(Green and Carter， 1988)。
然而，在非洲的中国人却不能和迈尔斯描述的英国白人相比。首先，在非洲的中国人本身是客居者，是在客居国的默许下存在的，要遵守和服从客居国家的政治和社会制度。其次，他们来自一个奉行“不干涉政策”的国家。有些中国人与非洲人会利用文化上的差别对对方进行种族化的建构，不过，正如一本商业期刊的报道所言，“对于所谓(中国人)骑在当地人头上作威作福的说法，中国人往往付之一笑”(China / Sub-Saharan Africa Business： One amomg Many， 2015)。我们在数十个非洲国家对中非雇主和雇员做过450个左右的访谈①，这些访谈显示没有中国人，也没有非洲人认为中国人在非洲像老殖民者一样。我们的访谈调研，以及我们在赞比亚对350名中国人的问卷调查和对非洲十个国家2000名大学生和教职员工的问卷调查，加上我们的文献研究，构成了本文所述观点的事实依据 (Sautman and Yan， 2009; Yan and Sautman， 2013)我们认为，与其他学者研究的，基于北部国家在南部国家投资开厂中的种族话语相比，非洲中资企业中，在非洲的中国侨民中有种族话语，但是没有在企业制度上实行“劳工种族化”。本文将分别讨论种族化和劳工种族化，然后在中非交往的场景中进行分析和评估。
种族化可能涉及整个群体或一些个别的议题。比如，墨西哥裔美国人就被“种族化为一个去人性化的、弱势的他者团体”，而且“他们从经济等级结构中的中间位置不断下滑而逐渐沦落为下层阶级”(Massey， 2009)。在马来西亚，占人口多数的马来人与人口较少的华人之间的族群关系一直有张力。因马来西亚的穆斯林将人与猪的接触视为不洁，所以马来西亚的穆斯林的精英“对华人养殖户的养猪行为及他们与猪的关系的批评，其实就是他们将整个华人团体种族化的一种隐晦方式”(Neo， 2012)。而在美国，医疗改革也被种族化。20世纪90年代，当克林顿总统提出医疗制度的改革时，曾经获得白人和黑人的广泛支持。可是，当奥巴马总统重提医疗改革时，白人的支持率却大幅下滑，因为他们认为医疗改革只会让黑人受惠(Tesler， 2012)。在澳大利亚的所谓“少数族裔的团伙事件”中，即便非洲移民是种族暴力事件的受害者，媒体也会附和警方，把非洲难民种族化为“问题群体” (Windle， 2008)。而西方主流和一些非洲媒体对非洲华人的种族化，则从薪酬与工作环境安全等一些较为具体的问题开始，演变为西方和一些非洲地方政治势力对整个华人群体的攻击。
社会群体的种族化不一定是单面的。在芝加哥，相较于在当地居住时间更长的白人居民来说，美籍华人会被看成“无法同化的外国人”。不过，相较于贫穷的非洲裔和拉丁裔美国人，华人则又会被塑造为“模范少数族群”(Lan， 2006)。在非洲，许多非洲人觉得中国人要比白人和印度人更加“老外”。不过，也有一些非洲人将中国人视为勤劳的典范。
被种族化的，也并非仅仅限于雇员;雇主亦会被种族化。比如，在洛杉矶，并非只有雇主才抱有强烈的种族或族裔偏好和偏见。在哪类人会是最糟的雇主这一问题上，拉丁裔的家政工们会很快达成这样的共识：他们依次是亚美尼亚人、伊朗人、其他亚洲人、拉丁裔、黑人和犹太人 只要不是白人雇主，似乎都有可能被认为小气、滥待他人和压迫成性，必须尽量避之(Hondageu-Sotelo， 2001：57)。
这些来自拉美国家的移民工人内化了美国主流社会的族群偏见，将那些非美国或非白人的雇主种族化，比如，他们会将犹太人视为小气，将华人视为专横，将黑人视为懒惰等。不认同这些偏见的工人，“会被其他拉丁裔女佣更大声的，通常是彻底指责的声音所淹没”(Hondagneu-Sotelo， 2001：57-60)。在非洲，有些非洲人并不赞同用种族化的方式看待中国人，但是在有些国家当地政客会施压，推动建构社会共识，即“中国人”就是问题。
在下一部分展开讨论之前，我们需要指出，讨论中非交往中的种族化，必须注意到两个历史-结构性的特点。 第一，中国侨民在非洲的地位使得他们没有条件在非洲制造公开的种族化话语。中国人到非洲的历史并不长，在非洲的中国侨民不仅缺乏政治力量，而且在非洲各国也没有决定性的影响或文化上的优势。尽管不少中国侨民私下里，在自己的社交圈里，甚至有些中方管理人员在工地上对当地非洲人表现出这样或那样的偏见和歧视，但中国侨民在客居国没有地位来制造一种社会公众话语去矮化接纳他们的主人。假如中国侨民对非洲人进行公开的种族歧视，那也会为中国政府所不容，因为中国政府需要非洲的政治支持。相反，非洲各国政府有能力规范中国侨民的行为，非洲的一些精英有政治资源和组织能力在当地的公共话语中种族化中国侨民，甚或威胁驱逐他们出境。
第二，中非交往之间的种族化不是二元关系，其实在中非没有交往之前，就有了第三者。自近代中国启蒙运动以来，西学东渐，西方的种族化图谱或多或少地提供了十九世纪晚期以来中国精英对世界人口种族化的认知，尽管这些认知后来被二十世纪革命的线年代开始，当中国主流的“三观”(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经历再启蒙的时候，西方的种族化图谱再次成为很多中国人对全球化认知的一部分。而在非洲，因为西方势力和西方话语从殖民时期到后殖民时期的长期存在，非洲人对中国人的认知clashed的中文翻译。，也或多或少地借助了西方的媒介clash提示network error。使事情更加复杂的是，西方对世界的种族化不仅是近代中国“启蒙”和非洲殖民现代性的贡献因子，而且在当前的中非交往中，西方势力和西方主流话语仍然在场。西方主流话语对“中国人”的种族化不是无声地、隐身地、历史性地“在场”，而是有声地、显性地、当前性地“在场”。这使得中非交往场景中，参与种族化的行动者和种族化的建构相当复杂。
中非交往中的种族化由以下社会行动者参与建构：在非洲的中国雇主和工人，在中国的中国人，中国公司中的非洲人，非洲及西方的政客、媒体和知识分子。他们的观点和行动形成“交错重叠的种族化叙述，其间夹杂着多个层次的种族间关系的复杂性，这些关系可能同时涉及对抗与合作”(Lan， 2006：33)。以下对其中的参与者作简短描述。
西方主流话语往往在尚未对非洲劳工进行调查之时，就将种族化的问题单方面地归咎于中国雇主，指控中国人在文化上倾向于雇用亲属而不是非洲人(McGreal， 2014)。在非洲当然有中国侨民的家庭店铺和中小型的家族企业，但是这不是全貌。即便在非洲那些较为发达的国家也都有技能短缺的情况，然而绝大多数在非洲的中资企业实际上已经实现了劳工的本地化(Sautman， 2015)。尽管在非洲数以千计的中国雇主中存在着种族主义者，不过，美国记者曾提到这样一种现象，“中国人的种族主义，主要是在言语方面。”一个在南非种族隔离时期移居该国的台湾老板，谈及非洲工人，他悄悄地用英文告诉我们说，“You can take them out of the jungle， but you cannot take the jungle out of them”(你可以把他们从丛林中带出来，但你无法将丛林从他们身上带走)。这句话不是他的原创，而是种族主义者中流传的一句话。一方面，这位台湾老板有私下的种族主义言论;然而另一方面，他没有，也无法在他的公司推行种族主义。他在南非的物流公司目前拥有一千名左右的当地雇员，却只有五名华人雇员。如果说他的公司存在种族主义的话，那么可能是黑人的升迁会面临“玻璃天花板”效应。在赞比亚，曾在中国援建的纺织厂当经理的中国人告诉我们他听来的顺口溜，说非洲人“身上三块布，经济靠援助，吃饭靠大树，工作tomorrow(明天)。”不过，同样是这个经理，却给当地工人相对慢节奏的劳动做了一个非本质化的解释：赞比亚人均寿命50岁，疾病使很多非洲人寿命较短，因此非洲人往往活在当下。
在非洲的中国侨民较少像西方人那样从生物学或文化本质角度进行种族化的叙述。从生物学角度进行种族化的，比如《纽约时报》科技版的资深编辑尼古拉斯韦德(Nicholas Wade)，他断言非洲人的基因结构可以解释“为什么他们会在时间偏好、工作伦理和暴力倾向等方面生性多变”(Mailonline， 2014);法国总统萨科齐亦曾声称，非洲人的生活方式缺乏未来的指向，还说“他们并未完全走进人类历史”(Reuters， 2007)。与此不同的是，中国人的种族化叙述更多地运用“素质”这一概念，“素质”的高低由守纪、诚实、勤劳等品格和技能来体现。中国雇主可能会说非洲人懒、素质低，这是指他们的劳动积极性和技能相对较低。素质概念不像从生理学角度进行种族化那样有所谓的“确定”性，其指涉范围比较灵活，而且素质不仅被用于种族区分，还常常被用于表述城乡差别或其它社会差别(Yan， 2014)。中国精英既常常批评中国农民工素质低，也评估欧洲人，以及非洲以外的其他社会群体(Sautman and Yan， 2014a)。
中国工人中，有些也会种族化非洲人，虽然他们和非洲工人在工厂中的处境有很相似的地方，但他们没有与那些非洲工友形成阶级认同。有些非洲中资企业的中国工人“不得不经常加班但却领不到加班工资，住宿环境不仅脏乱、狭小，而且还常常被监控”(Rogers， 2012)。
中国官方对非洲的叙述要比西方的正面得多。与法国总统萨科齐大相径庭，主席是这么评价非洲的，“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中国人民和非洲人民都创造了伟大而杰出的文化，为人类的文明和进步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在南非比勒陀利亚大学发表的演讲(全文)》， 2007)熟悉非洲事务的中国政治精英都有这样一种意识，即“中国需要非洲”(Liu and Li， 2013)。然而，自改革开放以来，在与世界接轨的全球化框架下，很多中国人对“先进”和“落后”的认识里面，已经把西方等同于先进，把非洲等同于落后。西方的种族谱系也通过好莱坞影片和迪斯尼的文化产业传导到中国。上述这些以及某些中国人回国后对非洲经验的讲述，也确实影响了中国国内对非洲人的态度，导致大家看法不一，而国内一些人的种族化叙述又会影响到那些走向非洲的中国侨民(Bodomo， 2012)。
非洲的精英，受西方主流话语的熏陶，也会把中国侨民视为难以同化的异类，而且在以白人置顶的种族等级上处于较低端(Almaguer， 1994：144-151;Sautman， 2014;Yoruba， 2012)。有些非洲人，深受欧洲语言、宗教和其他文化要素的影响，认为自己在社会等级上低于白人，但却高于中国人。赞比亚一位资深的政治活动家乐瓦尼卡(Lewanika)曾告诉我们：
(许多赞比亚人)认同西方人并接受了他们的偏见来自华盛顿、伦敦和巴黎的对中国在非洲投资的负面评价，培养了那些认同西方价值观的非洲人对中国人的偏见。赞比亚国内也有政治势力培育这种偏见。
非洲的精英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可能会种族化中国人，或以此达成某些经济或政治竞选的目的，或以此来强化与西方的关系。一位研究非洲的罗马尼亚学者曾有这样的观察：
坦桑尼亚和肯尼亚一些大商人的经营活动受到当地中资企业的冲击。他们利用自己在本国政府中的一些关系，迫使当地的新闻媒体对中国人进行负面报道。有两个商人就告诉过我，他们曾向媒体定制过一些文章，以煽动对中国人的偏见。(Codrin， 2009)
非洲国家的一些政治精英往往是通过在野党来煽动对中国人的敌视。不过，有些在任官员也会这样做。赞比亚的白人副总统盖尔司各特(Guy Scott)就曾说过，中国人“不太人道是出了名的他们是糟糕的经理人，你时不时会和他们发生公开的冲突”(Bannerman，2012)。可他并没有提及他领导的政党多年来一直都在煽动对中国侨民的敌视，也没有提及赞比亚工人对其它外资公司也常有罢工。
许多非洲工人受雇于规模较小或利润率较低的中资企业(Brooks， 2010：126; Yan and Sautman， 2013)。他们可能通过种族化中国雇主或中国人来抱怨低工资，或对的政治动员作出回应(Sautman and Yan， 2014b)，然而种族化的做法恰恰遮蔽了他们所面临问题的制度性因素。在赞比亚，尽管“白人老板开办的”矿井有“许多糟糕的做法”(Lungu and Fraser， 2008)，可是任职于中资矿井的工会主席阿历克斯木瓦雷(Alex Mwale)却告诉我们说，“很抱歉，中国老板确实不好，而白人老板就很好在中国，你们的人口太多，所以嘛，死个人，你们不会在乎的”。一些非洲工人甚至要求他们的政府驱逐中国人(AFP， 2014)。相比之下，2012年南非的由英国人投资的隆明(Lonmin)矿业公司发生大规模罢工，在公司一位负责人的推动下，南非射倒112名工人，34人毙命，然而事后南非社会并没有发生针对英国人的示威游行(News 4， 2014)，甚至媒体报道都不提这是一家英国公司。研究中非关系的英国学者加尔斯慕寒(Giles Mohan)评论道，“在非洲，没有人会说英国人就会干这种事或美国人就会干那种事。可是，人们会把中国人贴上标签，并会说中国人就会这样或那样”(Liu， 2015)。
西方主流社会对中国政治制度的敌视也是他们种族化中国侨民的原因。他们将中国人说成普遍地带有种族主义的倾向(Anderlini， 2014)，或说成是非洲最糟糕的雇主(HRW，2011：24; Shelton and Kabemba， 2012：170-71;Yan and Sautman， 2013)，而且他们无视也有许多中国人在非洲打工的事实，把中国人描述为新殖民主义时代的统治民族。因此，在西方媒体上刊发的照片中，我们只会看到叉着腰站在挥汗如雨的非洲劳工旁边颐指气使的中国老板。中国工人常被有意地误称为老板。2012年，赞比亚科蓝煤矿工人在骚乱中杀死了一个中国人，可在西方媒体的报道中，那个中国人的身份却从测量员变成了经理(Sautman and Yan， 2014b)。不仅如此，西方政客和媒体还指控中国管理层有族群中心主义情结(ethno-centrism)，指控他们只雇用中国人(Versi， 2014)。一会儿说在非洲的中国人都是老板，一会儿又说他们只雇用中国工人，这是逻辑混乱。
西方主流话语只把手电筒照在中国人身上，造成的印象是只有中国人歧视非洲人。《纽约时报》的一位记者曾做过这样的报道：在中资企业，“每天的工作进程都充斥了非洲劳工指控中国人对他们的虐待和恶意歧视，这一点显然与中国人一向谨慎和谦卑的形象不大相符”(Hurt， 2009)。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的一篇文章亦报道说，非洲的中资企业有“种族歧视，它们完全无视非洲劳工的人权，对那些落后的、明显属于十九世纪的劳动条件不加改善”(Sheridan， 2013)。说这些话的人显然没有做过相关的调查研究，无非是照搬其他西方记者的言论而已(Michel and Beuret， 2009; Cardenal and Araujo， 2012)。一位英国前外交官曾经指控非洲中资企业的经理歧视和虐待非洲劳工。对此，一个非洲人做了这样的回应：“因为非洲和加勒比海沿岸的一些国家在经济发展上开始脱离欧洲而转向中国，许多白人就因此胡说中国人的种族歧视远比欧洲人厉害”(JesusFan， 2009)。上述那些西方媒体的报道显然就是对这句话的最好例证。实际上，就非洲中资企业中的劳资关系而言，一份基于严格而细致的调查形成的报告并未提及中国人有“恶意种族歧视”的行为(Baah and Jauch， 2009)。一项针对中国贸易商与加纳雇员之间关系的研究得出如下的结论，“中国贸易商很少积极地进行种族歧视。这一点可以从他们与当地人交往的行为中得到证明，无论是一般雇员还是诸如社会底层的女搬运工，都会得到中国人比较随和的对待”(Giese， 2013)。
有些学者认为中国人的“种族歧视”是“漫不经心的”(casual racism)(Brautigam，2013)，但这些学者们只对中国人进行了观察，却没有言及非洲及非洲之外的社会行动者是否也参与了种族化的建构。实际上，许多非中资的企业确实在建构种族化。例如，在南部非洲国家，南非白人投资的超市连锁店潇普莱特(Shoprite)无处不在，不过这些连锁店的高级经理却大都是白人(Miller， 2005：9)。加拿大在赞比亚索卢韦齐省投资的坎萨希铜矿和卢姆瓦纳铜矿，每个矿都有200名至300名白人侨民(FQM， 2012;Williams， 2012)。在坎萨希铜矿，公司为其雇员修建了高档住房、游泳池、健身房和高尔夫球场。可让普通工人和当地居民气愤的是，只有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才有权使用这些设施。鉴于矿上的劳动分工与种族类别之间确有某种程度的重叠，因此一名矿工所讲的下面这句话也就不难理解了。他说，“这就是种族隔离坎萨希铜矿制造了一个新的(南非)开普敦。“因为该矿的许多白人经理都来自南非，所以这句话说得无比中肯”(Negi， 2012)。
赞比亚的商业部部长收到过许多关于坎萨希铜矿的投诉，指出在业务上更为称职的赞比亚人“只能听命于那些毫无经验，且并不称职的外国人，这些外国人所得的巨额薪水实际就是对他们劳动成果的剥夺”(Steel Guru， 2011)。
有一些西方势力则公开要求非洲的政治精英将中国人种族化。一份受美国政府资助的名为“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的组织做的报告就明确要求赞比亚政府驱逐中国人(Lasner， 2011)。对中国人的种族化符合美国将中国视为其战略对手的政策思维，这种思维与西方政治精英曾在20世纪早期和晚期针对日本而提出的“种族对抗的紧迫性”大致相似。当然，这亦符合西方主流话语对中国人的刻板印象(Kowner， 2013)。
由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中非交往中存在着相互种族化的情况，而中国、西方、非洲的各类社会行动者均在中非交往的场景中参与了种族化的建构。
历史上的劳工种族化，最典型的如美国的黑奴制度，明显地印刻在正式的国家法规和政策制度中。今天学者们对劳工种族化的关注主要集中于“其意义与结构的日常性生产、复制以及由此引发的争辩。这些意义与结构暗含于雇主对劳工技能看法，对劳动表现日常评估，也暗含于一系列维持和复制种族化的劳动分工和职业等级结构的制度实践”(Maldonado， 2006)。比如，在美国新奥尔良遭遇卡特里娜飓风肆虐之后的重建工作中，拉丁裔散工的工资要低于白人和黑人同伴们(Murga， 2011)。再比如，世界上包括发达国家的大多数的海员都是“来自发展中国家的有色人种”，他们却“因为种族或国籍而遭受不公平的对待”，包括低工资、体罚及不准接触工会。而且，还必须看到，在劳工种族化的范畴里，还存在不同的剥削梯度：在跨国航运公司，中国海员即便是训练有素，他们的工资却要比菲律宾海员低20%，菲律宾是世界上最大的海员来源地。劳工种族化的目的在于“以更糟糕的工作条件和更低的工资在更高的程度上剥削工人” (Bonacich and Wilson， 2008：170-171)。把这样的结论稍加延伸，我们认为劳工种族化的目的在于获得“超额利润”，即在一般的利润水平上额外的利润，同时维持不平等的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
劳工种族化利用对公民权的种族化进行劳动分工，造成对劳工不同层次的剥削。雇主将某一群体的工人视为适合于某一类工作，而将其他群体视为懒惰或不服从管理(Maldonado， 2009)。此处公民权的种族化是指某一特定的历史时期某个社会的不同的人群因为所谓的“种族”而享有不平等的社会权益。它与根植于政治制度中的社会分工有关。比如，19世纪美国的“种族-劳工等级制度”将自由身份的白人劳工置于顶端，然后依次是华人契约佣工、黑奴和墨西哥裔的劳役偿债者(Phan， 2004)。南欧和东欧的工人虽然也是有自由身份的白人劳工，但被认为不如北欧工人(Roediger and Esch， 2012：90)。二战前法国所做的生产率差异的研究就把少数族裔“以一种可以预测的序列加以排列，这一序列给予白皮肤以及那些与法国人较为亲近的群体以特权”(Camiscioli， 2008：70-73)。劳工种族化不仅是至上而下的，工人们有时也通过话语贬低另一“种族”的工人，这时工人们就放弃了劳工团结，而是参与了劳工种族化的建构(Wilson，2008)。
21世纪劳工种族化的例子有：在南美国家哥伦比亚，鲜花种植园的业主可能是当地人或美国人或其他外国人，但业主们和经理们都是有欧洲血统的中上层阶级，而在这些外向型种植园打工的工人们2005年每小时的工资为0.48美元，这些工人都是有色人种(Sanmiguel-Valderrama， 2007)。21世纪的头些年，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以下简称“加州”)的食品行业，白人的工资每小时为14.46美元，而同样在美国出生的拉丁裔工人的工资每小时仅为10.92美元(Munoz， 2008)。工人们因为他们的“种族”身份同工不同酬，拉丁裔工人的更低的工资使他们遭受了更多的剥削，企业从他们身上获得超额利润。
劳工种族化也通过国籍来运作，制造劳工等级制，而且使之常态化。一家墨西哥的玉米粉圆饼公司在美国加州的分公司付给当地拉丁裔工人(有美国出生的、有移民的)每小时8.79美元，而该公司在墨西哥城市提阿瓦那(Tiajuana)雇用墨西哥公民做同样的工作，只支付每小时1.69美元(Munoz， 2008)。如果把美国加州南部城市圣地亚哥和墨西哥城市提阿瓦那生活成本(房租 + 消费品)做个比较，那么要维持同样生活水准的话，提阿瓦那生活成本是圣地亚哥的三分之一(算法见Numbeo， 2016a)，但是墨西哥工人的工资连加州工人的五分之一都不到。墨西哥的工人遭受更低的工资待遇和更多的剥削。随着很多美国公司把“客服中心”转移到印度，让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案例中的劳工种族化。美国德克萨斯州的达拉斯和印度的德里是“客服中心”的聚集地，以这两个城市为例，我们比较一下，在同一生活水平线上，达拉斯生活成本是德里的2.9倍(算法见Numbeo， 2016b)，可是任职于美资客户服务中心的印度职员的工资只是美国工人的十分之一。如果说美国公司从美国雇员的劳动中获得了一般的利润，那么美国公司通过劳工种族化在印度员工身上则获得了“超额”利润。更有甚者，“客服中心” 要求印度职员“虚拟”美国人，让美国顾客以为他们受到了“美国人”的服务，仿佛印度人就不能作为印度人来做这项工作。
艾德娜博纳思奇(Edna Bonacich)等学者认为劳工种族化是白人资本以额外剥夺有色人种权利的方式而获利的一种手段。我们认同这一观点。种族化主要是雇主们强加给非白人劳工的，给他们比白人工人更低的工资和更恶劣的劳动条件，从而让他们创造了更高的利润。在次要的层面上，种族化也是一些白人劳工对其他劳工的戒备和排斥，因为他们总是担忧会被非白人劳工取代。美国雇主和白人劳工曾经对待中国劳工的态度就是这一观点的最好例证。在他们看来clashed的中文翻译。，中国劳工“不是和他们一样的人”，是只会感激涕零地接受低工资、盗走工作机会、降低他们的劳动条件，并缺乏抗争精神的“一群毫无个性的工作机器”。(Bonacich， Alimabomed， and Wilson， 2008)博纳思奇等学者还提出，尽管美国工人享有的权利确有不足，但南部国家的工人因缺乏自我组织的权利而无法与国际资本争取到应有的利益。
迄今为止，劳工的种族化研究还没有涉及到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情形。在这方面，我们的研究是一个探索。基于我们的观察和研究，我们认为非洲中资企业和西方企业在种族化方面有一些显著的不同。虽然都是资本主义全球体系的一部分，西方国家在发展中国家投资与中国在非洲的投资有一些值得注意的差别。
首先，我们的调研发现，以赞比亚铜矿业为例，中国公司没有通过“种族化”额外压低非洲劳工的工资获得超额利润。中国与赞比亚两国的发展水平当然有相当的差距，尤其体现在赞比亚的基础设施和正式就业机会远比中国稀缺上。但我们在2014年分别在赞比亚和中国做了矿工收入对比调查，有这样的发现：在赞比亚最大的中资铜矿，赞比亚矿工的月均工资为640美元(没有算福利)，而在中国江西的大型国有铜矿，工人月平均工资是555美元(没有算福利)。尽管在赞比亚，矿工工资显著地高于其它行业的工人，但是赞比亚正式就业机会少，往往矿工家庭只有一个人有正式就业，而且赞比亚六口之家很常见。所以总体来说，赞比亚工人的家庭生活水平与中国工人家庭还是有落差的。在赞比亚的两个西方投资的铜矿，赞比亚劳工的月均工资为703美元。赞比亚工人抱怨中资铜矿公司的工资比较低，但这主要是由于中资铜矿公司的规模和利润率也在同行业中较低 (Yan and Sautman， 2013)，而不是因为“种族化”的因素。中国本国矿工的工资与赞比亚矿工的收入虽然有一些差别，但西方发达国家矿工的月均工资则比两国工人高很多，比如加拿大的矿工，月均工资为5300美元(Caldwell， 2014)，是中赞工人的89倍。
在收入上，在非洲的中国员工不一定比同类的非洲工人高。到非洲工作的中国工人比中国国内的一般工人有较好的技能和工作经验，再加上为了激励或留住这些工人在异国他乡工作，在非洲的中资企业往往会付给中国劳工比中国国内高一些的工资(Baah and Jauch， 2009：70，115，151，181，194-195，221，330)。但是，许多规模以上的中资企业付给非洲劳工的工资却不一定低于中国国内同类劳工的工资。实际上，中国人在非洲的中资企业不一定比非洲同行在非中资企业中挣得多。2011年，在赞比亚，中国采矿工程师的年薪为10，000美元(Brautigam， 2011：6)，这要低于赞比亚工程师在英资铜矿公司中获得的薪酬(Servant， 2009)。
在工资上安卓clash最新配置，有些赞比亚工人或劳工部的官员认为中国公司给的工资比较低。中国雇主们则认为他们跟赞比亚雇主一样是按当地的标准支付工资的，抱怨这种指责不公平。赞比亚一位劳工部的官员批评说，可是“外资”公司仅仅这样是不够的，人们不把中国公司跟当地公司比，人们对中国公司是按照“外资”公司来期待的，怎么能把“侨民”(expatriates)跟赞比亚业主比呀?这就涉及到所谓中国公司的定位。2015年在赞比亚中国大使馆经商处有记录的中国人开的公司有近600家，实际的数量应该更多，因为很多小型公司甚至都没有在经商处登记过。这近600家公司中，大部分不是跨国公司，而是中国侨民到赞比亚后经过原始积累后开设的中小型，甚至微型公司。这些公司的资本积累和市场都在当地，与大型跨国公司有很大的不同。除了业主是中国人或具有中国的国籍，很难说这些是中国公司或是“中资”公司，这些公司更应该叫本地中国人公司 (local Chinese company)， 以区别于跨国的中资公司。但是赞比亚人对“外资”公司、对侨民业主的想象跟他们对赞比亚公司和业主的期待有显著的不同，这种不同的期待在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也有过，认为外资公司的待遇应该比本地公司要好。然而随着越来越多的非洲人在广州、义乌等城市开公司，雇用中国员工，中国人对“外资”的认识也在发生变化。所以，当听到赞比亚人或者非洲人抱怨中国雇主给的工资低的时候，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这种互动，的确超出了发展中国家人们长久以来建立在南北关系惯性上的，把“外资”、侨民等同于来自发达国家的认知。
第二，在非洲的种族和经济等级结构里，中国侨民低于白人clashed的中文翻译。除埃塞俄比亚之外，中国在非洲的投资并非集中于那些工资水平超低的国家。与西方在发展中国家投资不同的是，很多中国人或中国公司去非洲，主要不是因为非洲的劳工更廉价，而是他们希望开拓和利用非洲的市场机会。在非洲的中国人大概有一半居住在制造业最为集中的南非(Li， 2013)。2001年至2012年间，中国对非洲投资的35%也放在了南非(Copley， 2014)。2014年，南非制造业工人的平均工资为1200美元，这要远远高于赞比亚165美元至200美元的平均工资水平(Davis， 2014)，而同时期中国国内的平均工资仅为560美元(Hamlin， 2014)。平均而言，南非白人的收入是南非黑人的六倍(Laing， 2012)。2011年，白人虽然只占南非经济活跃人口的12%，但全南非所有顶层经理的65%，占私营企业顶层经理的73%，以及69%至72%的高级管理人员都是白人(Commission for Employmant Equity， 2012)。在南非，中国侨民的经济地位属于中间水平。南非白人人口数量是中国侨民人口的20倍。由于南非白人在人数及收入上都要远高于中国侨民，所以在南非的种族等级结构中，黑人与中国人之间的社会经济差别并不明显(Huynh， 2010)。
第三，西方人往往认为他们在本国拥有比非洲人更多的政治和劳工权益，与此不同的是，中国人则不会认为他们在中国拥有非洲人在他们本国没有的政治权益和劳工权益，在这方面，中国人没有很多制度优越感。带着优越感的美国雇主和工人认为中国劳工为获得微薄的工资而感恩，或认为中国工人抢走了就业机会，降低了劳工标准，或缺乏抗争精神。到目前为止，中国人却不是这么看待非洲工人的，在非洲的中国人认为非洲一些国家的劳动制度要强于中国(Ke， 2011;Beijing Laodi， 2013)，一些非洲政府要比中国政府更加看重劳动制度是否得以严格执行(Wong， 2013)，而且非洲一些国家确定的工资福利标准也要高于中国(Qu， 2013)。
我们的访谈资料显示，与那些同样在非洲的西方人不同，在非洲的中国管理者没有西方管理者那样的优越感和优厚的待遇。中资企业也并不强求非洲雇员一定要遵守中国的文化规范，甚或工作伦理。②尽管中资公司的中国工人可能会因为技能等因素比中资公司的非洲工人们拿的工资多一些，但他们享受不到非洲同伴们所拥有的劳动权益，因为非洲工人有工会、享有本国法律规定的节假日和周末，而中国员工则没有这方面的保障。
第四，中国侨民在非洲比较多地融入当地，较少有“种族”的隔离，在这方面中国侨民较少有等级制和优越感。西方主流媒体经常指责在非洲的中国企业和中国人“自我封闭”，与当地社会不交往。其实，在美国、欧洲、南非的老“中国城”与其说是华人“自我封闭”的结果，不如说是由这些国家和地区19世纪20世纪歧视造成的(Wong， 2013：294;Goyette， 2014)。除南非之外，非洲其它国家尽管近十年来中国侨民有显著增长，却没有“中国城”(在一些国家，有中国“商贸城”，但这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中国城了)。一般中资企业，出于对职工人身安全、饮食习惯，以及与当地人语言交流困难的考虑，给中国员工提供集中居住的宿舍，有些宿舍区是封闭的住宅大院(Kairu， 2015)。有些中资公司担心员工外出赌博或去酒吧出事，要求员工晚间外出要打招呼，或不允许晚间外出，对员工驻地进行宵禁。但是，在非洲的中国人大多数不是那些拥有“封闭式住宅大院”的公司的雇员，他们没有“将自己隔离于周围的社会”(McNamee， 2012)，而是居住于当地人之间并与当地人交往(Oreglia， 2012：9;Giese， 2011)。在赤道几内亚，中国人是第二大的外国人群体，第一大群体是美国人。
他们居住在远离赤道几内亚城镇的私人大院中。与美国人不同，中国人居住在当地人之间，并和当地人有经常性的经济交往。比如，为当地人提供各类产品和服务，为他们工作，向他们租用住房和商用处所，并雇用他们。(Esteban， 2009)
当有美国记者问及刚果首都金沙萨的中国人社区的情况时，当地一名记者如此回答：
根本就没有什么中国人的社区。他们和我们住在一起，就住我隔壁，我们一起吃饭，一起购物他们还在学习林加拉语不过，最重要的是，他们不害怕我们我们自己经常开玩笑说，中国人的肤色越变越褐，现在都变成黑皮肤了。(Olander， 2010)
美国驻尼日利亚的前大使声称，在非洲的中国人自我隔离。对此，一位尼日利亚人在其博客中回应道：
与西方人相较，是不是他们不太“隔离”于非洲人?对呀中国人更愿意住在我们中间，和我们非洲人在相同的市场购物我就有几个中国邻居。可就没有几个西方人住在拉各斯的城区有些西方人坐出租车的时候甚至都不愿意往窗外看看。他们集中住在豪华的“外国侨民”居住区他们当中99%的人在当地没有朋友，他们鄙视当地人，尽量不与当地人接触。(MrOkadaman28， 2012)
中国的富豪居住在非洲的高档社区，不过，经济条件一般的雇主和工人则住在较为一般的社区或人均收入较低的区域(Shinn and Eisenberg， 2012：222; AFP， 2015)。在纳米比亚临大西洋的城市斯瓦科普蒙德(Swokupmund)，一位纳米比亚商人弗兰克佐(Frank Nzoh)告诉我们：
中国人比德国人或荷裔南非人要好得多。不像那些白人，中国人和我们一起居住、工作和散步。而白人只会住在他们在城里的豪宅。当地的白人还提醒白人游客不要进入那些小镇子，似乎纳米比亚人都是小偷可中国人就不会看不起我们。他们乘坐当地的出租车，甚至那些非常有钱的中国人也坐我们的出租车。
在苏丹，有些公司还鼓励中国工人学习阿拉伯语。一家引进中国生产设备的苏丹电池厂的经理麦基(Mekki)先生说：
(在我的工厂里)苏丹人习惯一群人围着一个大盘子吃饭，而中国人则各自用碗吃饭。不过，他们已经学会如何同苏丹人一起吃饭在我的厂里，如果有苏丹人请中国人吃饭，中国人不会拒绝。
在赞比亚，萨飒(Saasa)教授是一位颇为知名的知识分子，他这样评价中国人：
他们乐于深入赞比亚社会的各个方面，所以他们不像那些西方人可以说，比起那些不可一世的西方人，他们和我们相处更为融洽。中国人更能够与我们融为一体。
赞比亚政治家乐瓦尼卡(Lewanika)先生声称，“与欧洲人相比，中国人会去干体力活，可没有哪位白人老板愿意这样干。无论中国人要我们干什么，他们自己也身体力行。这方面中国人言行一致，这种管理确实让非洲人觉得很新鲜”。一位纳米比亚记者报道，“中国人确实不住豪宅，对着一大群非洲女佣颐指气使。他们自己也从事挖、铲、锯、清扫和搬运碎石的工作，而不只是站在一旁大声向非洲劳工发号施令”(Akinyi Princess of KOrinda-Yimbo， 2008：85)。卡本德(Kabende)先生是任职于中资铜矿冶炼厂的赞比亚人力资源管理人员，他说：
中国人很简单。中午在职员餐厅吃饭，他们甚至都自己洗碗。穿着工作服的首席执行官(CEO)自己也去餐厅排队打饭。实际上，80%的中国人都穿工作服。我想，这样很好，因为工人们不会感觉到身份上的差别。
曾先后在卢安夏铜矿的印度、瑞士和中国公司中工作过的赞比亚人说，比起其他国家的雇主来说：中国雇主更为随和。卢安夏铜矿的矿工桑托斯萨卡颇可(Santos Sikapoko)说：“中国人和我们混在一起，印度人可从来不会这么做，荷裔南非人也不会这么干”。另一位矿工亚当族鲁(Adam Zulu)回忆说：“我们在瑞士老板底下干的时候，很多荷裔南非人总是用一些不堪入耳的话骂人，我们之间也因此产生摩擦”。中资公司中的赞比亚首席地质专家威灵顿牧比塔(Wellington Mubita)也谈到：“荷裔南非人会打人”。此外，
印度管理人员对待其他种族劳工的态度也不好。他们只会命令人和排挤人。中国人则愿意学习如何与我们相处，不管学得怎样印度经理可不会和地位低的劳工说话。中国人则愿意坐下来跟我们咨询，如果我们这样做的话，你们觉得好不好?
在内罗毕，德国非政府组织的肯尼亚项目负责人赫思莱嵇康(Hezron Gikanga)告诉我们说：“比起那些印度人和白人，甚或肯尼亚的黑人老板，中国老板要更随和一些”。曾在南京留过学并在达累斯萨拉姆做过翻译的坦桑尼亚人马太萨(Mateza)先生也说：
中国人愿意住在非洲人中间，西方人则只住在他们自己的飞地中国人喜欢住在工作地或其附近，而西方人则觉得，工作地和居住地应该分开天天和坦桑尼亚人在一起工作的中国人因工作需要而不得不学着说斯瓦西里语，他们住在当地人中间，对居住条件也并不挑剔。
在语言、宗教等文化方面，因为殖民历史，西方侨民与非洲人共同点多一些，而中国人与非洲人的差别更大一些，可是中国人对非洲人较少有排拒的态度。据研究劳工种族化学者的观察，这种排拒态度在发展中国家的西方企业中则较为常见。与西方侨民相比，那些更愿意与当地人交往的中国人，或因为受着某种社会主义平等观念的影响，或因为中国本身就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他们的经济收入并不高， 较少带有“种族”偏见。
第五，在非洲的中国经理们和工人们对非洲工人的工作能力褒贬不一。对于某些“种族”的工作能力，精英们的公开言论往往不同于他们的实际评价。美国内战之前，美国南方的白人精英们炮制出一种官样的论调，即黑人“懒惰”。可是，在关于如何管理奴隶的书写中，奴隶主们对黑人劳工的评价则很客观，说他们比白人劳工更富有工作成效(Roediger and Esch， 2012)。内战后，南方黑人获得自由，南方的种植园主试图用白人移民和华人来替换获得自由的黑奴，却发现这些人不如黑人肯干或守纪，所以后来还是不得不使用黑人劳工(Follett， 2011)。英国的精英们也曾提出过这样一种官样的论调，说什么亚洲的水手很糟糕。可英国的航海专家却说，亚洲的水手和其他地区的水手一样的优秀(Hyslop， 2014)。
中国官方话语一向认为非洲人民很勤劳，中国的非洲专家还认为非洲妇女特别勤劳(Liu， 2012;Yang， 2002)。中国经理们则对非洲劳工褒贬不一：有不少人常常抱怨非洲人慵懒，工作不积极，太被动，对任务没有紧迫感，有加班费也不愿意加班。中国国企的一位经理甚至抱怨说，“他们就把自己当做雇佣劳动，下班了多干一分钟也不愿意。” 但也有些人认为非洲工人不错，或者既有优点也有弱点。一名在非洲扎根的私营建筑公司老板曾这样写道：
我们的非洲工头要比中国工头表现好与那些工作表现较为一贯的非洲雇员相比，中国雇员的野心勃勃更让我们不放心非洲雇员们为公司努力工作在公司干了几十年的非洲雇员因表现好而得到公司的培养和提升，尽管没受过太好的基础教育，可他们在工作中总是表现出那种“紧迫感”。(KF， 2013)
在埃塞俄比亚，中国的老板特别赞赏那些“勤劳而且领悟力好的”女性劳工(Shen， 2013：20)。中国经理老杨在苏丹首都喀土穆为一家苏丹人的电池厂工作了两年多。2008年他回国，临行前在给苏丹经理们的信中，他针对苏丹经理抱怨工人们懒惰说，“苏丹人并不懒，你们所需要的仅仅是好的管理措施。”2008年在赞比亚的中资铜矿，张师傅已经工作8年了，每天在井下带着赞方工人干活，他的部门有10来个中国师傅，180个赞方工人，他认为当地工人技能单一，不举一反三，原因是“他们以前给英国人干活形成的习惯”。张师傅认为，在他的培训下，当地员工变了，也变成多面手，能举一反三。
即使那些抱怨非洲劳工在积极性上差劲的中国经理也会称赞他们的一些品质。在苏丹，一位机械工程公司的中国经理认为苏丹人讲诚信、语言能力超强，(苏丹)是一个“挺文明的国家”。在赞比亚的谦比希铜矿，营运部的周经理在列举了当地工人的很多问题后，指出本地工人比中国人更加讲礼仪，而且交代他一件工作怎么做，他很守规矩，能非常可靠地按部就班来完成，不像有些中国人喜欢耍小聪明，会偷工减料。总体来说，周经理认为赞比亚工人“文明程度”更高。在赞比亚，一个农业机械公司和连锁店的中国老板韩女士在当地已经经营多年，交往广泛，在当地也认识赞比亚人。她说，当地的雇员非常聪明，赞比亚经理工作也非常努力。赞比亚人比中国人更加服从规章制度，这一点，中国人可得好好跟他们学学。
一般而言，在非洲的中国人对非洲人的看法有褒有贬，相当一部分中国人在话语层面把非洲种族化、把非洲劳工种族化，如不少人对非洲人有刻板印象，认为他们懒惰、效率低、依赖性很大，甚至用种族歧视的词语称非洲人为“黑鬼”。 但是在非洲规模以上中资企业没有推行西方公司在南部国家常有的“劳工的种族化”。因此对待在非洲的中国公司，研究者不能照搬那些现存的，源自北南互动过程中的劳工种族化研究的结论。当然，中非之间的交往仍然在运动和发展中，我们根据既有的实地研究和文献参考得出的观察和分析也不能被当成是静止的、不能动摇的结论。
非洲的中资企业没有出现西方公司在南部国家常有的“劳工的种族化”，这不仅仅是因为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们的访谈资料表明，在赞比亚，印度出资的矿业公司和西方的矿业公司有许多共同点。就赞比亚的中资矿业公司来说，或许可能是因为中国政府要求中资企业要考虑中国与非洲国家的关系，而中资矿业公司的管理层也有一些这样的政治意识，即他们是承担一定政治责任的企业。不过，除去官方的因素外，多国民意调查显示，中国民众跟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民众比，更倾向于反对种族歧视。美国马里兰大学在十六个国家所做的一项民意调查的结论是：
在所有调查对象中，最为支持平等对待不同种族和族裔的，除墨西哥人之外就是中国人。其次，在所有调查对象中，反对雇主基于种族或族裔对劳工进行歧视的，中国人的比例占第二位。此外，希望政府采取措施防止种族或族裔歧视的，中国人的比例则跃居第一位。， 2008)
中资企业应该减少现有的，主要在话语层面对非洲人、非洲劳工的种族化，并避免采取任何含有或被认为含有种族歧视意味的行动。2010年，赞比亚的中资私营公司科蓝煤矿发生骚乱时，中国管理人员下令开枪而致使13名赞比亚工人受伤。事件发生后，中国大使馆向加入了澳大利亚国籍的煤矿矿主施压，要求他向赞比亚民众道歉、赔偿损失并改善工作条件(Sautman and Yan， 2014b)。我们在赞比亚的访谈中了解到，曾经有一家中资公司打算安排中方员工和本地员工下班后分别乘坐不同的公司巴士离开公司，因遭到了本地员工的抵抗而放弃了原来的安排。2015年，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有一家中国餐馆因为宣布晚间营业不接待黑人顾客，引起哗然，中国大使馆及时地对此给予了严厉的谴责(Capitalfm， 2015)。
无疑，非洲大陆内外的各种政治力量将会继续对非洲的中国人进行种族化。然而，非洲最为恶名远扬的排华运动已经以失败告终。当赞比亚排华运动的始作俑者迈克萨塔当选为总统之后，他调侃地说：“竞选的时候，我曾承诺要对付中国人。可是现在，他们将会对付我”(Satas U-turn on China， 2011)。2014年，萨塔去世之后，路透社驻非洲办公室的负责人被问及萨塔与“中国人的关系”时，他回答说：“就其对中国的政策而言，萨塔的那套说辞并未生出任何实质性的东西”(Cropley， 2014)。将中国人妖魔化的竞选策略使萨塔登上了权力顶峰，但这场右翼民粹的竞选运动并没有给赞比亚工人带来任何好处。萨塔上台后曾解聘参与罢工的护士，并冻结公共部门职工的工资和就业招聘(President Lungu， 2015)。
非洲毕竟不同于蒙古和越南，这两个中国邻国的民族主义叙事集中地针对中国(Bille， 2015;Two Brothers， 2015)。许多非洲人明白，美国和欧洲老牌殖民主义国家在非洲的影响力要比中国大得多。非洲也还存有阶级分析的视角。正如南非当前新兴政治力量的涌现所证实的一样，在新自由主义的影响和不平等日益加深的社会条件下，阶级分析的视角将再度浮现(Buccus， 2015)。西方主流话语希望告诉世人，“中国在非洲”是单向的种族化，即中国人对非洲人的种族化，实际上种族化在中非交往中不是单向的、单元的，也不是中非之间双向的、二元的，而是包含西方主流社会的三向的，有多个社会行动者的复杂图景 。在非洲的部分中国人在话语上有“种族化”非洲人、非洲劳工的话语行为，但是在企业制度和管理上，在非洲的中资公司没有西方在全球南部国家常有的“劳工种族化”。中非之间日益广泛的接触是否会导致话语层面劳工种族化的恶化或缓解，是否会出现企业制度和管理上的种族化，则尚待进一步的观察。
杨立华、李巨川， 2002， 《理解非洲：我所认识的非洲和非洲人》，载《世界知识》第24期，第3641页。
① 博茨瓦纳、中国、埃及、埃塞俄比亚、加纳、肯尼亚、纳米比亚、南非、苏丹、坦桑尼亚、赞比亚和津巴布韦。这些访谈和调查资料是香港研究基金委员会资助项目“中国投资与中资企业在非洲的本地化”(项目编号：B-Q39N)的部分成果。
② 参见Wong(1999)，日本雇主要求其香港的雇员严格遵照日本的文化规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