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滨，美国文博大学（Wittenberg University）政治学教授，上海美国学会资深研究员clashesofopinion，。
西方的“”为何久盛不衰，且愈演愈烈？西方对华观念为何总是在噩梦与幻梦之间摇摆？为何西方对华的幻想与幻觉中除了梦寐以求的市场和挥之不去的黄祸以外鲜有对华的平视、平等和平常心态？为何西方的“”与“中国机遇论”永远作为一个硬币的两面而共存共处？
潘博士的基本论点是clashesofopinion，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界对中国崛起的种种表述，与其说是对真正的中国的客观描述，不如说是基于西方自身社会话语中的所谓“自传性” (autobiographical nature)。西方集体潜意识中，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欲望”(desire)，它无时无刻不在支配西方意识和观念对理性和知识的追求。具体说，就是“欲望助长了获取知识和生成知识的渴望，而后者又反过来为欲望提供合理性，助力于欲望的实现”。[1] 最终，“知识丧失其貌似的纯真，显露出与权力的纽带关系”。[2] 由于中国在西方认知中的不确定性，导致了在西方的“中国叙事”中，常常出现中国“威胁” 和中国“机遇” 这两种南辕北辙观念(threat & opportunities)的共生状态。如果说前者是对崛起的中国的无知而导致的神经性的恐惧而由衷地企盼其消失或崩溃，后者则代表不可求的却又无法遏制的物质欲求。不论二者之间有何差异，其共性均是以西式棱镜来折射（而非透视）在西方看来是另类的中国。
《中国叙事》一书对西方的理论和理念不是一味的拒绝或简单的批判，而是从西人的思维方式、从多个视角和层次加以剥离和考证。虽然此书属政治学类，但却涉及哲学、历史、文化、人类学、科学学、经济学、国际关系学等众多学科，集经典和前沿著述之大成；且条理清晰，逻辑严密，环环紧扣。几年前第一次读《中国叙事》的英文版时，感觉有萨伊德的《东方主义》[3] 的风格。[4] 这里需要补充的是，萨伊德的“东方主义”，其实是对西方学界中的强势的学术种族主义(academic racism)悲情式的抗议和无奈的咏叹调之混合体，对于西方学界的傲慢与偏见，萨伊德的手段是彻底毁之而后快网球拍clash评价。相比之下，《中国叙事》则是以西式“工具”，对其进行CT式扫描或外科手术式的解析；它以西人熟悉的思维结构和表述方式，把（西方）读者引入一个他们自认为是理性、科学、并占有道德制高点但实际却是非理性非科学欠道德的“混沌”之地，迫使西人直视其理性中之非理性成分(irrationality of rationality)。[5] 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叙事》比《东方主义》更胜一筹。
当今中国的主流媒体仍在述说中国没有也很可能不会有中国的“亨廷顿”，由此认为中国学者中无法产生论述中国崛起和与之相对应的国际战略的巨著，[6] 至少现在还未出现具有原创力的“大师”。[7]《中国叙事》的出版预示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启：海内外的中国学者已经对西方国际关系的理论范式（请注意，不是对个别理论而是整个范式，或体系）提出质疑和挑战，他们头上也许没有亨廷顿或基辛格等人的耀眼光环，他们的成果也许一时还不会在西方学界引发“东方主义”式的轰动效应，由中国人讲述的中国叙事乃至世界叙事的历程肯定会远远长于中国崛起的过程，也许这个过程永远不会终结；然而坚冰已破，风帆已扬，面对西方理论范式的书山学海，潘成鑫博士已经向顶峰和彼岸迈出了坚实的一步，这值得中国同行和主流媒体的认同和支持。
其实，关于中国没有“亨廷顿”的说法本身，还可以衍生出众多的话题。一个一直困扰美国国际关系学界的问题是，二战后国际关系理论的突飞猛进，各种理论层出不穷，但又与美国的对外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关联不大，或风马牛不相及。[8]也就在1993年哈佛政治学泰斗亨廷顿提出“文明冲突”论点的同年，斯坦福大学政治系知名教授亚历山大•乔治(Alexander George)出版了一本《填补鸿沟》(Bridging the Gap)的专著，力图把国际关系的理论研究与美国外交的实践相结合，却难有回天之力。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国际关系理论和国际战略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都在拓展：自由派有福山“历史终结论”[9] 的大旗，现实派也开发出乐观的“单极稳定论” (unipolar stability)[10] 和悲观的“文明冲突论”，[11] 与自由派的“民主和平论”[12] 的延伸“历史终结论”遥相呼应。与此同时，所谓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m)也在九十年代异军突起，扩展迅速。
美国的国际关系学蒸蒸日上，对国际时局的了解、判断和把握却屡屡失误，对外政策中频频诉诸武力，以至美国现实派大师基辛格在9/11数月前出版的《美国还需要外交吗？》一书中认为，美国除了军事政策以外，已无外交而言；即便有，美国的外交也高度意识形态化，并兼有强烈的传教风格，且往往是最后通牒式的发令，[13]甚至到了“顺我者”不昌（如对待后的俄罗斯[14] 和融入西方主导下的国际体制的中国），“逆我者”(美国不中意的所有非西方政权)必亡的境地。9/11以来，美国对外穷兵黩武，在伊斯兰/阿拉伯世界挑拨是非，制造矛盾，致使该地区乱象丛生，杀戮无度，难民如潮；越打越多，越战越强，不仅拥有固定的国土和政权，而且将恐怖和打击目标扩展至欧洲、北非和中亚多地。不仅如此，西方现实主义者早已划上句号的“西方内战”(Western Civil War) [15] 狼烟再起。美国在乌克兰问题上唆使欧洲与俄罗斯对抗，而战略空间受到严重挤压的俄罗斯则在乌克兰/克里米亚、叙利亚、土耳其等一系列问题上与西方不惜背水一战。对于世界唯一尚无战乱的亚太地区，美国也以军力制衡崛起的中国，挑动亚洲国家“群殴”中国，唯恐太平洋太平无事。
进入21世纪，国际社会面对一个怪像：一方面，西方国际关系和国际战略理论的高度发达，大师级人物（亨廷顿、基辛格、布热津斯基、约瑟夫·柰、福山等）层出不穷；另一方面，国际间的乱象与西方热衷的所谓“全球治理”(global governance)的理念却渐行渐远，西方“赢得战争，输掉和平”(win the war but lose the peace)[16] 的幽灵欲在世界范围重现，甚至教皇佛朗西斯都宣布世界已经步入第三次大战(“a piecemeal”World War III)。[17]
试问，如此辉煌的理论与西方治下的乱世有何连带关系？众多的大师级战略家们对西方理论界与严酷的现实之间巨大的反差有何评说？也许这就是西方对崛起的中国的《叙事》的国际版的“世界叙事”吧。如果这一推论成立的话，对非西方世界的“不确定性”的恐惧、尤其是美国在冷战结束以后由于缺少外在敌人而导致的认同危机，[18] 建构了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原动力。亨廷顿以后，美国现实主义理论范式中又繁衍出所谓“进攻型现实主义”(offensive realism)，[19] 完全摒弃了古典现实主义中审时度势、慎用武力的内核，将国与国之间的所有交往视为你死我活的惨局。
悲观的西方现实主义要消灭臆想中的对手，并以武力征服“不确定”的世界；乐观的西方自由主义则把广袤的非西方世界视为西式民主政治体制和西方资本势力的“机遇”，即所谓“华盛顿共识”。其目标和手段都是以西方标准的各种“自由”——如（尤其是对社交媒体在非西方国家中的无限制的自由）、宗教自由（以此支持车臣暴乱、等各种极端宗教势力）、贸易自由（从19世纪向中国输出鸦片，到21世纪的TPP中强调西方大公司对违反知识产权的诉讼自由）、移民自由（不等于西方要接收来自非西方地区的难民）——使非西方世界个体化、碎片化，妖魔化，使之无心亦无力对应西方资本的流动和意识的传播。
西方自由主义与西方现实主义之间的差别其实只是工具性的，二者均无意与现存的世界共存和妥协。在这一点上，它们与西方政治和国际关系理论的各种流派一样，都具有宗教强烈的排他性，都是在按照自身逻辑和理念寻求理论和实践的最高纯洁度（或极端性）。19世纪以来，西方的自由主义、理想主义、现实主义、资本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种族主义、法西斯主义、国家主义、无政府主义、前苏联代表的“正统的”西方、视男性为万恶之源的女权主义，和视一切人工痕迹为大逆不道的环保主义等，尽管它们也许在理论上水火不容，实践中不共戴天，但都要把一个拥有各种层次和色彩的“混沌”世界和复杂的国际事务划为黑白分明、善恶对垒的两极体制，并按照自身的价值观念改造和征服对方或整个世界。在21世界的“文明冲突”时代，西方各种主义的极端性，也塑造了同样排他性、不妥协、极端恐怖的非西方的对手——伊斯兰国。
在这一点上，西方国际关系大师们似满腹经纶，在个体上似有条有理，整体上则谬误千里，且害人害己。如今反体制的势力席卷西方各国（如美国的特朗普、桑德斯，法国的马琳·勒庞），右翼如日中天（在奥地利、荷兰、瑞典、波兰、匈牙利、乌克兰，当然还有自认为最西化的日本）。西方“愤怒”和“迷失”的一代，会将充满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世界引向何处？人们没有任何理由感到乐观。
如今西方的“世界叙事”已成恶果，而西方仍徘徊在《中国叙事》的噩梦与美梦之间而不能醒悟。为何中国不但可以在纷乱的世界中独善其身，而且日益崛起？原因之一是中国不仅坚持了独立、自主和主权，而且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政策层面告别了西方意识形态的极端成分，对各类“舶来品”采取兼容并取、以我为主的更开放、更务实的发展战略，同时避免了共和国前30年中全局性的震荡或失误。
尽管这一过程有种种不尽人意之处，但它为占世界人口1/5的巨大群体所带来的，却是鸦片战争以来最为持久的安定和繁荣。中国有理由为自身的成就感到自豪，更要对现存的问题和挑战保持清醒头脑，以更自信、更积极、更务实、更包容的姿态，在传统和现代之间、国际化和中国化之间寻找自我并造福世界。
对于国门内外的中国学者来说，目标不仅是要以“原创性的中国理论和中国话语以清晰地解读中国”，[20]也不必回避以中国的话语和理论解读世界的使命，即，中国的崛起肯定是一劳永逸地终止了西方（包括日本之类的“荣誉白人”[21]）对中国的统治；但崛起的中国并不需要也不寻求终止西方本身(The rise of China ended the Western domination of China, butChina’s rise does not need, and will not seek, to end the West itself)。与包括西方在内的世界共存共荣不仅是基于中国的利益，更是“和而不同”这样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自然延伸（迄今为止，中国人仍不理解为何强大的西方不能像他们一样，在中华文明的鼎盛时期恋眷故土而不殖民扩张）。
一个非西方、非基督教、非西式民主制度、非结盟的、世俗的和拥有独立自主的外交和军事力量的中国，已经在仍由西方主导的国际体制中稳步崛起。一个强大的中国可以与一个包括西方在内的多样化的国际社会共存，而西方仍然跳不出其理论大师挖掘的“文明冲突”的陷阱。在人类拥有超强毁灭对方和自身的能力的时代，此类 “文明冲突”论其实是不文明非文明和反文明势力之间的冲突(clash of the uncivilized)。[22]
直至完成为《中国叙事》写书评，笔者还从未与潘博士晤面。这在资讯和交通极为发达的21世纪，几乎是不可原谅的。多年来只限于笔谈，但已获益匪浅。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学者走出国门，已是常态。然而海外相当多从事政治和国际关系学的中国学者更多的是在“帮助”西方研究中国，不管是出于兴趣，发挥特长，迫于生计，还是另有所图。潘成鑫博士是笔者所知极少数的海外学人中，不仅对西方政治理论和政治文化进行深入和扎实的研究，而且能够在更高的层次上审视、研判以致超越西方范式。
[1] 潘成鑫，《国际政治中的知识、欲望与权力——中国崛起的西方叙事》（中文版），第26页。
[6] 《中国的“亨廷顿”，你们在哪》， 《环球时报》社评，2014年5月21日，。
[7] 见 “习主持召开哲学社科座谈会林毅夫金一南张维为等学者说了什么,” 《观察者网》， 2016年5月18日，。
[20] 张维为：“终结中国学界为西方话语‘打工’的时代——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为教授的致辞”， 观察者网。 2015年11月22日，。
天生萬物，品類流行，敦化川流，各得其所，寄望我輩學人，窮究人天之際，心懷父母之邦。
